【摘要】多維視角下的后城市化理念，引導各方尋找城鄉融合發展的可操作性解決方案。城里有鄉、鄉里有城，看似為共同向往的理想圖景，實則在后城市化時期，前者可以通過留住鄉愁、建構社群、社區營造和抱團養老等具象化的社區生活來抵達，后者在人口回遷、“土地文章”、公共服務和數智下鄉等方面可由國家、市場和社會共同推進。這一進程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同向同行，在改變“重城輕鄉”的發展觀、構建城鄉融合的創新機制、探索城鄉共富的實驗樣本、嵌入城鄉共享的數智技術等理念與政策助力下，有望走出一條超越傳統路徑的發展新路，有機會建成通往現代化的城鄉中國。
【關鍵詞】城里有鄉 鄉里有城 后城市化 城鄉融合
【中圖分類號】F299.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22.009
【作者簡介】閔學勤，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城鄉社會學、公共社會學，主要著作有《感知與意象——城市理念與形象研究》、《城市人的理性化與現代化：一項關于城市人行為與觀念變遷的實證比較研究》、《強政府與強社會：中國治理體系建構研究》（合著）、《通往協商：城市基層治理的實證研究》（合著）等。
中國城市化進程自21世紀以來持續加速，2011年中國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達到51.27%[1]。截至2023年，全國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攀升至66.16%[2]，接近三分之二的關鍵節點。從國際經驗看，發達國家在城市化發展的中后期，普遍面臨城鄉要素失衡、鄉村功能衰退等共性問題，需通過政策干預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從國內需求看，中國社會當前面臨的鄉村全面振興戰略深化、共同富裕目標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核心任務，均對城鄉關系轉型提出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重新審視鄉村價值定位、探索城鄉要素雙向流動與功能互補的“雙向奔赴”，已成為中國城市化中后期亟待突破的核心攻堅課題。
從世界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來看，城市與鄉村始終是社會系統的一體兩面。伴隨工業化興起的城市化進程，在推動農耕文明更迭演進的同時，將現代文明形態普及至社會層面，但人類對土地的依賴與對鄉村文明的深層情感依戀，又決定了鄉村的存續價值，二者之間需形成特定的“黃金配比”，方能滿足社會發展與個體需求的雙重期待。中國自20世紀50年代起逐漸形成城鄉二元體制，改革開放后開啟城鄉關系重構與動態變遷進程，先后經歷了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改革、城鄉統籌發展、城鄉一體化發展到城鄉融合發展階段。[3]其中，中共中央、國務院分別于2014年和2018年頒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從國家頂層設計層面為城鄉協同發展作出系統性部署。與此同時，城鄉人口流動開始呈現多種特征:城市中產群體從對鄉村生活的價值向往，逐步轉向“候鳥式”旅居實踐；有志于鄉村文旅產業的青年群體，通過參與鄉村經營實現定居轉型；外出務工農民群體中，“返鄉養老”“返鄉創業”現象日益普遍；此外，進城務工農民在實現穩定就業后，伴隨對城市生活方式的適應，開始傾向于選擇戶籍限制較少的二、三線城市定居安家。在此背景下，原本城鄉之間，在空間、產業、人居環境和生活方式上的壁壘與心理隔離感，隨著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導和自下而上的個體選擇，逐漸呈現模糊化與消融趨勢。盡管當前尚未形成顯性的城鄉雙向流動格局，但亟須對“城里有鄉、鄉里有城”的理想城鄉形態進行前瞻性構想，深入探索后城市化時期的城鄉生活模式，為未來真正意義上的城鄉融合發展奠定理論與實踐基礎。
多維視角下的后城市化理念及其比較
后城市化的概念界定與內涵闡釋，是當前城鄉研究領域中一個兼具復雜性與多維性的議題。相較于“城市化”這一傳統范疇而言，后城市化與城市化的理論分野既缺乏明確界定，學界相關論述也存在顯著分歧，甚至多數學者并未特別關注二者的具體界定。相較于“后工業化”“后現代化”等常見的學術話語，上述概念的理論譜系與內涵指向已形成基本共識。其中，“后工業化”由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1973年提出，意指服務業的產值和就業規模超過工業、農業的經濟結構演進趨勢；“后現代化”則通常指在現代化進程基本完成的基礎上，社會結構、經濟形態、文化范式等領域發生的深度變革與高速發展。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截至目前，學界關于“后城市化”的理念內涵、核心特征與演進邏輯尚未形成統一認知。基于此，筆者嘗試梳理既有研究脈絡，從三個視角對“后城市化”的內涵進行解讀，具體包括城市化周期、城市高質量發展與城鄉融合發展。
城市化周期進展下的后城市化。關于中國城市化的進程，自1978年城市化率從17.9%起步至2023年的66.16%（如圖1），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1985年，以“非農化”為主要特征；第二階段是1986～2000年，以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城市化為特征；第三階段是2000～2011年，以城市規模迅速擴大和城市群的出現為主要特征[4]；第四階段是2012年至今，以城市更新和呈現后城市化特征為主。其中，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重要的節點是2011年，這一年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1996年，聯合國人居署指出，全球城市常住人口占比已超過農村，這標志著人類正式進入“城市時代”。[5]相比之下，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0%的節點晚于全球“城市時代”起點15年。盡管如此，中國作為具有千年農耕文明歷史的人口大國，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推動社會結構從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型，這一發展成就的取得實屬不易。不過，2011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過半這一節點，是否意味著中國已進入后城市化階段，仍需進一步辨析。
以2011年城鎮常住人口過半為例，實際上截至2011年底，中國戶籍人口城市化率為34.71%[6]，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相比差16.56個百分點。按當年全國總人口13.39億測算，全國農業戶籍人口仍高達8.74億，其中約有2.22億農業戶籍人口常住城市，這部分群體以長期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為主，其生活狀態與社會權益保障呈現典型的“半城市化”[7]特征。即便到了2023年，我國戶籍人口城市化率提升至48.3%[8]，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相比仍相差17.86個百分點。以2023年全國總人口14.097億為基數測算，居住在城市的非城市戶口人數不減反增，約為2.52億人。由此可見，如果按城市化周期，即城市化率過半來判定后城市化的到來，那么中國戶籍人口城市化率遠低于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表明當前社會仍未進入城市化進程的后半程。受戶籍制度限制，常住城市的農業戶籍人口在社保、醫保、就業、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領域，尚未享受與城市戶籍人口完全同等的權益。對這一群體而言，要真正邁入后城市化階段，還需突破戶籍制度壁壘，以及解決附著在戶籍之上的社會福利差異與社會公平性問題。
城市高質量發展下的后城市化。與西方歷經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城市化歷程相比，中國城市化進程呈現高速推進特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年均增速超1%，年均新增城鎮化常住人口約1500萬。這種高速城鎮化模式在縮短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也導致城市發展中潛在的各類問題呈現同步疊加的態勢，具體包括城市經濟轉型滯后、生態環境污染、中心城區功能衰退、居住空間過度密集、公共服務設施短缺等。上述問題中，既有全球城市發展普遍面臨的共同挑戰，也包含本土化問題，如城市發展體制機制障礙、人口規模龐大、城市化進程起步較晚等。如果等到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市化率雙雙過半時再著手應對上述問題，恐怕就會錯過最佳治理時機。在此背景下，以“再城市化”、城市更新或生活方式城市化作為核心導向的后城市化理論闡釋，其提出具有現實必要性和理論緊迫性。
所謂“再城市化”，顧名思義指向城市化的新階段。傳統粗放式、依賴“大拆大建”的城市化發展模式逐步被取代，轉而以產業結構調整為核心，通過提升高新技術產業與第三產業的比重，實現城市生態環境、交通系統和空間布局持續優化。作為城市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極具代表性的后城市化維度與實施策略，“城市更新”已成為中外城市化進程中后期的必然選擇。城市更新起源于城市化起步較早的歐美地區。在經歷二三十年的發展誤區后，西方城市更新逐漸擺脫單一空間重建模式的局限，將內涵拓展至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等多維度目標的可持續整合更新。20世紀中后期興起的小尺度更新與社區更新，通過吸納公眾參與、引入民間資本，突破了政府壟斷與福利化更新的傳統框架，逐步向“以人為本、回歸鄰里”的新城市主義理念轉型。[9]中國的城市更新起步實則較早。20世紀90年代末，吳良鏞院士便提出“城市有機更新”理論。“十四五”時期，城市更新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相較于以往以保護城市文物、修復中心城區、改造廢棄場所、改善街區環境為導向的傳統城市更新，當前城市更新的新場景已觸發制度驅動、公眾驅動與技術驅動的三重動力機制，推動國內城市更新進入新階段。尤其對于正處于現代化建設關鍵時期的中國而言，漸近式更新、沉浸式更新和合伙式更新[10]等多種模式的探索，進一步拓展后城市化的實踐路徑。
無論是“再城市化”還是城市更新，在后城市化階段均呈現核心轉向，即：從聚焦城市整體發展，逐步過渡到更為關懷城市人口的個體需求與權益。具體而言，無論是本土人口、外來人口，還是城市原住居民、鄉村遷移人口，這些從多樣背景匯聚于城市的群體，如何有效獲取并平等享受城市生活方式，進而實現從“身體城市化、行為城市化、思維城市化”[11]向“社會城市化”的深度轉型，是后城市化階段的核心議題。更進一步看，基于城市生活形成的行為模式、價值態度和活動范式，其擴散范圍已突破城市地理邊界，推動整個社會呈現“城市化”特征。[12]如果對城市化進程進行劃分可見，城市化前半程更側重于空間擴張、環境整治與經濟增長；城市化后半程則面臨雙重挑戰：城市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壓力以及城市人口對高質量生活的需求取向。在此階段，所有參與城市化進程的主體，包括政府部門、城市居民、各類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以及資本力量，均需主動適應新的發展理念與實踐場景，這種主體角色與核心任務的轉變，也成為城市化早期、中期與后期的重要標志。
城鄉融合發展下的后城市化。在城市化后期，人口與各類資源的過度聚集導致城市逐步進入飽和狀態，這一趨勢進而推動人口與要素由城市向鄉村回流。20世紀后期，當歐美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進入高潮階段，即80%～9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時，部分城市人口開始向鄉村地區遷移。這些遷移群體的就業地仍保留在城市，居住與生活則選擇在城市周邊新興的小城鎮，或生活配套水平接近城市的鄉村聚落。[13]這種“逆城市化”現象并非“反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發展的更高階段，本質上是城鄉一體化的演進方向。[14]當前，我國整體尚未進入逆城市化階段，且戶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宅基地政策等因素，仍對城市人口大規模向鄉村流動形成制約，但得益于交通、通信、互聯網技術以及產業領域的技術革新，個體層面的逆城市化流動已出現，具體表現為城市居民下鄉旅游、養老度假、返鄉創業等多種形式。[15]西方發達國家在城市化后期出現的規模化逆城市化，顯著加速了城鄉融合進程。例如，發達國家在完成逆城市化過程之后，通常有約20%的非農產業人口在鄉村地區居住與生活。這一現象的核心驅動因素在于：城鄉一體化發展使鄉村與小城鎮的交通、供水、供電、信息通信等基礎設施非常完善，加之鄉村地區的優質生態環境（如清新空氣、自然風光），對長期處于城市污染（空氣渾濁、噪聲干擾）環境中的居民形成強大吸引力，推動其向鄉村與小城鎮定居。[16]當前，我國的逆城市化還處于小眾化、個體化的與局部化階段，除“鄉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正向流動仍在持續且尚未完成外，城鄉融合與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較低，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城市化“反向流動”的規模與速度。這意味著，在推進戶籍城市化、城市更新、生活方式城市化和社會城市化的進程中，后城市化時期需重點解決“城里有鄉、鄉里有城”的城鄉融合問題，該問題的破解直接關系到城鄉要素流動平衡的實現。
就上述三個視角而言，本文主張以城鄉融合發展的戰略啟動為節點，劃分城市化的中期與后期階段。具體而言，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系統闡述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定位、實施路徑和保障措施，其發布標志著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完成“過半”并突破60%閾值（如圖1，2019年的城市化率為60.60%）。此后，中國正式從國家戰略層面啟動城鄉融合發展進程。這一戰略舉措與城市化后期“城鄉單向流動格局被打破、城市化與逆城市并行”的發展趨勢高度契合。與此同時，通過城鄉融合發展的戰略導向，可引領后城市化時期全社會探索城鄉平衡協調、深度融合發展的新場景與新趨勢。
后城市化時期城里何以“有鄉”
表面上，千年農耕文明與城市文明在改革開放時期順利完成轉換，但其深層次的農耕文明遺存仍會在幾代人的血脈中流轉。這意味著，那些因出生、求學、就業而在城市落腳的常住人口，在享受城市公共服務、就業機會、社會保障和出行便利等文明成果的同時，內心深處仍渴望著鄉村清新的空氣、開闊的視野、翠綠的田野，以及鄰里間相熟的溫情互動。當鄉愁在城市中無處安放時，選擇就近開展鄉村休閑游便成為最便捷的抒發路徑。據《2024中國鄉村旅游發展白皮書》統計，2024年一季度中國國內旅游收入高達1.52萬億元，同比增長17.0%，創下歷史新高，而鄉村旅游是其中的主要增長極。2024年一季度農村地區接待游客近8億人次，2023年鄉村旅游業產值突破9000億元，鄉村旅游經營主體數量持續攀升，旅游業直接或間接創造的就業崗位超6000萬個。其中，“80后”與“90后”是鄉村旅游主要游客群體；同時，鄉村旅游游客來源半徑不斷擴大，平均停留時長也有所提升。[17]這一趨勢不僅印證了后城市化時期城市居民對鋼筋水泥及市場化所構造的都市“人造秩序”[18]的厭倦，以及短暫逃離都市的需求，還離不開近十年來國家頂層設計的引導與推動。其中，農業農村部自2014年以來共發布82項涉及鄉村旅游的政策；同時，農業農村部與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辦公廳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共同出臺了98項政策[19]，為城市居民實現鄉村游、圓夢鄉村提供助力。不過，這一場景在多大程度上推動城市居民向鄉村的長期遷移，目前尚未可知。對比西方發達國家，進入后城市化時期，西方國家城市人口向鄉村遷移的首要因素是價值觀導向下的休閑需求與生活質量追求，具體包括親近自然、享受悠閑、遠離喧囂等，而非將職業與經濟利益作為首要動機。[20]在中國，除戶籍制度外，與百姓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和社保體系均與地方緊密綁定。即便人們在求學、就業等青壯年期，有過從鄉村向城市遷徙的歷程，但是要再次移居甚至返鄉定居，必須有足夠充分的理由，而非單純依賴情懷或價值取向。那么，如何在城市安放鄉愁？即是否存在一種“城里有鄉”的理想圖景？這一問題，是判斷人們能否彌補城市“人造秩序”缺憾，進而在后城市化時期獲得滿足感與幸福感的關鍵。
關于“城里有鄉”，最容易想到的方式便是增加城市綠地覆蓋面積。據《江蘇省城市園林綠化年度發展報告（2023）》顯示，截至2023年底，江蘇全省城市（縣城）建成區綠地率、綠化覆蓋率分別為40.56%、43.89%；全省城市公園1811個，較上年度新增100個，公園綠地面積達687.25平方公里，新增13.60平方公里，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達16.15平方米；全省擁有國家生態園林城市9個、省生態園林城市19個，全省累計建成口袋公園2600余個，城市綠道總長度達到9659.86公里，建成區內萬人擁有綠道長度為1.54公里。[21]百姓的綠色福利確實節節攀高。園林、綠地、花卉等綠色景觀大幅提升了城市的宜居指數，但與四季分明、瓜果飄香、麥浪滾滾的鄉村田野相比，這些綠色景觀仍然是“人造秩序”的一部分。而要讓自然秩序全方位融入城市顯然不現實。因此，選擇在城市居民身邊、每天都需抵達且有可能形成熟人關系的小區或社區，去營造“有鄉”的城市，讓城鄉融合率先在社區層面部分達成，這種方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相比之下，在鄉村社區中，人們共享共同生活、情感聯結與行為規范，形成基于社區成員相互熟知而構建的生活共同體[22]；而城市社區在規模化、異質性、人際疏離感，以及對理性的過度追求等特質上，與建立在集體意識上的小型同質性鄉村社區形成巨大反差。那么，如何建構“有鄉”的城市社區生活呢？筆者認為至少有四條路徑可供選擇（如圖2）。
留住鄉愁。對于那些有地緣文化淵源的村改居社區，可以通過保護老街、建設記憶館、樹立社區標志物、設計社區視覺系統、編撰口述史、定期開設集市或文化展陳等方式，最大程度地留住鄉愁。例如，筆者及其團隊自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陸續調研了南京雨花臺區20個社區，其中包含商品房社區（10個）、村改居社區（5個）、保障房及拆遷安置房社區（3個）、原廠居社區（2個）等。本次調研中的涉農社區均有百年以上的地緣文化，如丁墻社區的城墻文化、柿子樹社區的斗雞文化、定坊社區的染坊文化和油坊社區的竹林七賢文化。進入后城市化時期，若不對這些文化進行系統保護與拓展，它們很可能被持續的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忽略，屆時，伴隨老居民世代的鄉愁，以及新入住居民對本社區的文化認同都將無處安放。
建構社群。對于那些缺乏明確鄉村地緣文化的城市社區，通往“城里有鄉”的路徑，更需要在情感與空間層面進行建構。城市與鄉村在情感互動上的最大差異，集中體現在鄰里關系上，城市社區一旦激活鄰里間的互動往來，構建新的鄰里團結氛圍與鄰里社群，居民便容易體悟到以往鄉里鄉親的互助感與親密感。本次調研中的新河社區，2.3萬常住人口中，一半是拆遷居民（老人多、特殊群體多），另一半是雨花軟件谷的企業員工（租戶多、流動性強）。為破解兩類居民“走不近”的難題，社區在整合資源的基礎上，打造了“‘新’鄰居、聚‘河’力”項目，成立秦淮新河黨建聯盟、構建“新鄰居聯盟”；利用外秦淮河畔建成的新河市民綠地廣場，常年開展音樂會、戲曲節、全民閱讀等活動；依托“15分鐘生活圈”，聯動轄區機關、學校、企業、商圈等共建單位，構建“新鄰里+助老”“新鄰居+助童”的城市社區鄰里文化體系。
社區營造。若想讓城市社區空間呈現鄉村的空曠感與野趣，需精心規劃。例如，通過口袋公園、社區園藝區、親子活動空間、健身廣場等社區空間營造，吸引居民走出家門，共同參與并享受社區公共空間。在此過程中，既能修復或重建社區空間，又能拉近居民距離、提振社區互動氛圍。調研中走訪的原南京中船綠洲機器有限公司家屬區——綠洲社區，自1958年建成以來，已擁有60多年廠居社區歷史。社區內多數住宅仍保留原有風貌，社區對面還矗立著蘇聯援建的拱形廠房與100米高的水塔。社區以這些珍貴的工業遺存為基礎，修復了梧桐路主干道，新建了融合廠居文化的口袋公園、文體中心、醫藥服務中心、手工作坊中心等空間。如今，居民不僅能參與其中，享受兼具年代感與現代感的社區空間與服務，還能沉浸式感受綠洲社區的獨家過往記憶。
抱團養老。在城市中對鄉村文化最為懷舊的群體，當屬老年人。他們日常在社區的生活時長，遠超其他年齡群體。尤其在后城市化時期，如何在居家養老的基礎上，協助老年人構建社區抱團養老模式？借鑒北歐“非親多代共同居住”或“樓上樓下相鄰居住”的多代屋模式不失為有效路徑，這將大幅緩解老年人養老過程中的空虛感與無助感，幫助他們重拾鄉里友鄰互助的溫情。
后城市化時期鄉里何以“有城”
從城鄉融合視角審視中國后城市化進程，一個顯著特征是城市化并未停下腳步，仍以年均近1%的速率推進；與此同時，回望鄉村、關懷鄉村、振興鄉村的大幕已然拉開。自2018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發布，到《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動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加快建設農業強國”[23]，“新型城鎮化”“城鄉融合發展”“鄉村全面振興”成為高頻出現、互為支撐、協同推進的關鍵詞。這意味著，在后城市化時期，若說“城里有鄉”的實現更多依賴社會力量與基層力量，那么“鄉里有城”則上升為國家戰略，更需政府、市場與社會協同應對。
驅動“鄉里有城”的邏輯歸因，主要是持續四十余年的城市化效應向鄉村的擴散。毋庸置疑，城市化在相當程度上成為鄉村空心化的主要推手，甚至有悲觀學者預言“村落的終結”，這一命題也被反復提及與論證。[24]當然，這與全球最大規模的進城務工潮及人口移居遷徙密切相關，但這種流動并非完全單向。例如，在城里打工掙錢后回鄉蓋房、電商興起后村民返鄉直播賣貨；就地城鎮化背景下的“早進城晚歸鄉”、城市青年返鄉從事鄉村文旅；土地流轉實現農場化后吸引非農從業者或創業者、“年輕老人”候鳥式返鄉定居；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購買服務下鄉賦能等——城市文明持續下鄉，讓部分曾蕭條的鄉村重新被激活、被點亮。以筆者長期參與觀察調研的南京棲霞區外沙村為例，五年前，這個經濟薄弱村的年輕人持續離鄉務工，村里僅剩留守老人與兒童。筆者團隊調研后，與村委會共同打造“外婆文化”，通過持續申請區里的“微幸福”項目，并交由社會組織孵化賦能，一批年長女性（“外婆”群體）開始積極參與村級公共事務：由她們自主發起并協商建成外婆橋廣場、外婆灣民宿、外婆百合島議事亭等。[25]在外工作的鄉賢看到家鄉變化，紛紛回鄉助力、認領捐建；而“外婆”們近年來不斷學習，不僅打造出手作品牌“洲尚外婆”，還開設抖音、小紅書與微信視頻號，既自娛自樂，還聯合直播帶貨。短短五六年，外沙村已發展成為南京周邊的網紅打卡地。可見，鄉村一旦有機會承接城市化溢出的資源——包括理念、資金、人才與合作行動等，便能形成新型城鄉融合形態。從地理空間看，鄉還是那個鄉、村還是那個村，但生活空間、經濟空間乃至社會空間，已開始呈現城市秩序的部分特征。此時，若再疊加村民的自主覺醒，或其需求持續被激發、被滿足，那么以“人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為目標的“鄉里有城”，便并非空中樓閣。
推動“鄉里有城”的另一個邏輯歸因，是進城務工者的賦權不足。農民進城務工，即便參與城鎮化建設多年，積累了城市生活經驗并接受了轉型后的角色定位，但在城市（尤其是一、二線城市），仍面臨身份缺損、新老市民互動不暢、農民認同困境三方面限制。[26]此時，若在國家引導下，由市場與社會共同推動“鄉里有城”建設，無論對農民回鄉尋找真正歸宿，還是對市民下鄉尋求心靈寄托，都有益無害。
“鄉里有城”，簡言之，就是在最大程度保留鄉村空間優勢、自然優勢與熟人關系優勢的基礎上，植入城市的人文、經濟、社會與技術文明（如圖3）。其中首要問題，是如何應對鄉村人口稀少的現狀。后城市化時期，鄉村人口過疏與城市人口過密的矛盾急需平衡：若能創造機會，讓本地村民返鄉就業、創業或養老，讓外地人以候鳥式甚至常態化方式向新農村遷居，便是實現鄉村人口回暖、城鄉人口融合的理想模式。自2016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推行第一批返鄉創業試點工作以來，據農業農村部數據，截至2023年底，全國返鄉入鄉創業創新人員累計達1320萬人，到2025年，這一群體規模有望突破1500萬人。[27]根據內生增長理論，經濟增長與地區人力資本增長密切相關。有學者研究表明，返鄉創業試點政策顯著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相較于非試點縣，該政策使試點縣的城鄉收入差距降低8.88%。[28]但僅有政策推動返鄉、入鄉遠遠不夠，鄉村需主動變革，與城市形成優勢互補，才能吸引更多人持續回鄉。例如，鄉村可在城市最匱乏的土地資源上做足文章。當前，鄉村在土地流轉政策支持下，探索土地農場化經營、以土地換社保、打造鄉村文旅項目、發展生態農業與觀光農業等，在廣袤鄉村土地上拓展城市的新空間、新邊界。這既推動村民就地城市化，又吸引周邊市民開展周末游、假日游，甚至可能帶動大都市居民向鄉村候鳥式遷居。以南京江寧區黃龍峴茶文化村為例，該村吸引了一批遠自北京、近自長三角的“城里人”駐扎，他們或制陶、或造琴、或開辦有機農場。[29]這些“新村民”既借鄉村的清新空氣與生活形態緩解自身的城市焦慮，也為鄉村注入城市文明。而要讓這種短暫停留轉化為遷居、定居，關鍵在于如何實現公共服務城鄉一體化——公共服務覆蓋百姓就學、就業、就醫、居住、養老等民生領域，在城市是復雜的系統工程；在鄉村，既要突破城鄉標準一體化的障礙，又要應對鄉村空間分散的特征，構建一站式、精簡版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前者仍需政策試點創新，后者則可借助后城市化時期的數智技術“下鄉”實現。以移動互聯網、大數據、5G、云計算與人工智能技術為支撐的數智技術，除賦能農業現代化、提升農民數智素養外，在解決鄉村遠程教育、遠程醫療，推動數商興農、數智治理等方面大有可為。尤其在“城尾鄉頭”的縣城或城鄉接合部，可發揮區域數智帶動作用，暢通生活、生產與公共服務的全要素循環，形成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治理數字化與數據價值化相融合的城鄉數字生態，構建城鄉融合發展的聚合格局。
通往現代化的中國城鄉融合發展
“城里有鄉”抑或“鄉里有城”，本質上是后城市化時期新型城鄉融合的通俗解讀。它既不同于城市化早期——彼時大量帶著鄉土情結的務工農民涌入城市，與城里人分工協作、偶有交集，共同支撐起后發的城鄉中國；也不同于城市化中期——此時城市集聚了中國近半數常住人口，城市的生活與生產方式已成為大部分中國家庭熟悉的常態，城市帶來的福利與美好愿景不斷催促鄉中家人盡快進城。加之除一線城市外，大部分二、三線城市已向進城務工農民賦予一定的居住權、教育權與社會保障權，推動人們涌入城市，似乎唯有城市才是個體與家庭的最終歸宿。然而進入后城市化時期，城市的擁擠與過密、鄉村的空心與過疏同時引發人們反思：是否存在“城里有鄉、鄉里有城”的理想圖景，既能平衡城鄉要素分配、實現城鄉雙向流動，又能同時安放各類需求。比如，有人想要短暫逃離城市也希望隨時回歸；有人想要守住故土同時希望享受現代文明。這本質上是要回答，后城市化階段，通往現代化的中國城鄉融合之路應如何完善？
當前，與后城市化時期相伴的中國式現代化征程已開啟。這場人口規模巨大的后發式現代化，必須直面城鄉仍存在的差異，必須回應城鄉融合如何高質量發展的命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高度謀劃城鄉關系轉變，提出“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這意味著，當下已到解決城鄉融合發展中深層結構性問題[30]的關鍵階段。筆者認為，至少可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
率先轉變“重城輕鄉”的發展觀念。“以城育鄉、以鄉促城，城鄉雙向奔赴、攜手共榮”，應成為后城市化時期破除城鄉二元對立的重要發展理念。在“鄉—城”要素轉換過程中，既要重視其復雜性與動態性，更要推動其創新性與現代性。從個體生命周期來看，人們完全可同時擁有城鄉居住體驗、獲取城鄉資源稟賦，在城鄉共同滋養下生活。同樣，無論是市場化組織還是社會組織，若能兼具向城鄉雙向輸出、賦能的價值關懷，其生命力必將更富朝氣與活力。
持續破解制約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后城市化時期，亟須解決農民進城后的“半城市化”問題：務工農民戶籍制度的突破，必將推動城鄉居民就業權、選擇權與受教育權的進一步拓展，這對促進城鄉雙向流動、推動高質量新型城鎮化均具有積極作用。同時，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擴大農村居民土地配置權與土地收益份額，有望讓農民在土地收益基礎上，以“離土不離鄉”的方式在農村實現非農職業化，為個體與家庭創造更多價值。若能進一步提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并將其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評價體系，那么本土農民、返鄉定居農民及由城入鄉遷居的市民，都將得以長期“以鄉為城”，實現城鄉間的自由切換。
大膽打造城鄉融合的“試驗田”與先發區。2019年，國家已啟動“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政策，將全國11個片區的4個地級市全域及65個縣級市（縣、區）納入試驗區名單，旨在從土地入市、科技下鄉、產業協同、生態創新、城中村改造、基礎設施一體化等方面，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城鄉融合發展典型經驗。[31]在“試驗田”與先發區的探索中，縣域始終是重要切入點。目前全國有2000多個縣域單位，戶籍人口約占總人口的70%以上，吸引了半數以上新增城鎮人口，因此縣域是實現“鄉—城”人口就地就近城鎮化的核心空間。[32]然而，無論是城鄉接合部片區還是縣域“試驗田”，受歷史上城鄉二元區隔及快速城市化的負面影響，城鄉融合探索難以在短期內見效。省域數據測量顯示，城鄉融合目標達成度總體較低，僅北京、上海、浙江、廣東四地達成度較高[33]，且目前尚未出現可直接復制的完整城鄉融合樣本。
借力數智技術推動城鄉融合實現躍級發展。諸多研究表明，數字經濟與數智技術不僅能減少城鄉融合中的人力、物力投入，還能推動城鄉融合提質增效，對縣域城鄉融合也具有顯著提升作用。[34]在城鄉鏈接的各類要素中，日新月異的數智技術不僅是大國競爭、社會變遷的關鍵變量，更有望突破城鄉融合中的空間障礙、人力桎梏乃至文化藩籬，率先助力實現理想中的城鄉一體化。而如何將數智技術嵌入城鄉共融的發展理念、創新機制與探索實踐中，構建新時代中國式“城里有鄉、鄉里有城”的城鄉中國，值得社會各方期待。
注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2年2月22日，https://www.stats.gov.cn/sj/tjgb/ndtjgb/qgndtjgb/202302/t20230206_1901955.html。
[2]《中華人民共和國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4年2月29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2/t20240228_1947915.html。
[3]王春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促進城鄉融合發展》，《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4年第10期。
[4][7][16]李培林：《城市化與我國新成長階段——我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江蘇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5]UN-Habitat, An Urbanizing World: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2011年中國戶籍城市化率34.71%，滬京津居前三》，2013年7月2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B8Oh。
[8]《2023年底全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8.3%》，2024年5月2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0184389105565330&wfr=spider&for=pc。
[9]W. Roling and R. Hackney, "Community Architecture and Its Role in Inner City Regeneration," RSA Journal, 1989, 137(5).
[10]閔學勤、李力揚、馮樹磊：《新場景下城市更新的動力機制與實踐路徑》，《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第4期。
[11]宋麗娜：《另類的“城市化”——農村青少年的“城市社會化”進程》，《中國青年研究》，2022年第10期。
[12][22]謝桂華、王小榕：《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社會關系轉變》，《社會學評論》，2021年第9期。
[13]周二保、王玉亮：《“后城市化”視野下天津郊區鄉村的城市化》，《城市》，2020年第4期。
[14]李培林：《“逆城鎮化”大潮來了嗎》，《人民論壇》，2017年第3期。
[15]孫潔、靳清揚、王玥然：《從生計遷移到生活方式遷移：發達地區青年人逆城市化流動》，《城市發展研究》，2024年第5期。
[17]戴麗華：《突破鄉村旅游高質量發展的障礙》，2024年12月10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12/t20241210_5817749.shtml。
[18]李錦峰、俞祖成：《現代城市化的“反向運動”與基層治理的中國邏輯——基于上海創新社會治理實踐的理論思考》，《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1期。
[19]王超、崔華清：《鄉村休閑旅游政策的量化評價與發展展望》，《旅游學刊》，2024年第5期。
[20]J. A. Clare, "Making Sense of Counter Urbanizatio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4(20).
[21]《江蘇綠地規模穩中有升 百姓“綠色福利”不斷升級》，2024年10月14日，https://www.gov.cn/lianbo/difang/202410/content_6979935.htm。
[2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32頁。
[24]陳野：《“后城市化時代”村莊共同體重建的文化路向——以杭州市西湖區駱家莊為個案的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
[25]閔學勤：《激活與賦能：從鄉村治理走向鄉村振興》，《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26]毛丹：《賦權、互動與認同：角色視角中的城郊農民市民化問題》，《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4期。
[27]《青年返鄉的“留”量密碼》，2024年11月20日，https://www.zj.gov.cn/art/2024/11/22/art_1229463129_60247719.html。
[28]史新杰、崔柳、宋文豪：《返鄉創業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嗎——來自國家返鄉創業試點縣的經驗證據》，《農業技術經濟》，2024年第10期。
[29]馮圓芳：《他們在這里深耕夢想的土壤，也尋找詩和遠方——新村民，在希望的田野上》，《新華日報人文周刊》，2022年3月17日。
[30][32]林聚任：《以高質量城鄉融合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民論壇》，2024年第21期。
[31]吳柏鈞、唐茂鋼等：《中國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與探索》，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24年。
[33]熊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下城鄉融合發展——評價體系與動態測度》，《經濟問題》，2024年第3期。
[34]呂宛青、肖釗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縣域城鄉融合：理論邏輯、指標構建與實現路徑》，《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
Countryside Within Cities and Cities Within Countrysid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Post-Urbanization Period
Min Xueqi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ost-urbanization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leads to operational solution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 are countryside within cities and cities within countryside, which seems to be an ideal picture for common aspiration, and in the post-urbanization period, the former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retention of nostalgia,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ommunity building and community-based elderly cohousing, while the latter can rely on the joint promotion of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the society in the aspects of population relocation, land development,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sending of intelligence to the countryside. This process progress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and in tandem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a modernized urban and rural China with the help of those ideologies and policies, such as changing the concept of "emphasizing the city over the countryside", building an innovative mechanism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ploring experimental samples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mbedd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hare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with countryside in cities, with cities in countryside, post-urban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責 編∕韓 拓 美 編∕梁麗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