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印度獨立至今尚未出現分疆裂土的大動亂，不等于它的行政體制能經受得起政治大動亂的考驗而有效維護國家統一。印度民族宗教沖突經久難治，除了其歷史淵源之外，西式政體、西式民族理論與政策對印度的影響可謂深遠。再加上印度在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方面嚴重缺乏統一性， 導致了印度獨立后的國內政區劃分指導思想深陷誤區，不僅提高了商業成本，更從國內、國際兩個方面大大提高了長期的政治性風險，給國家統一埋下了深遠的隱患。

關鍵詞 民族構成 語言文字 宗教信仰 宗教沖突

【作者簡介】

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清華大學客座研究員。

研究方向：國際貿易、國際經濟政治、經濟體制改革。

主要著作：《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起飛夭折》、《大流轉——國際貨幣風云錄》（合著）等。

人口眾多、民族宗教構成復雜的印度堪稱滋生民族宗教沖突的“沃土”。僅就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爭而言，2007年，印度就發生過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681起，死亡96人，2117人受傷；2008年，發生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656起，其中4起發展成騷亂，死亡123人，2272人受傷。①從三甘地之死，到延續數十年的克什米爾動亂，到1980年特里普拉邦大規模民族仇殺，到2008年11月震動世界的孟買特大恐怖襲擊案件，到2011年7月13日孟買鬧市區的三起連環爆炸案，以及9月7日新德里高等法院爆炸案，再到2012年阿薩姆原住民博多族（Bodo）與孟加拉族穆斯林移民仇殺沖突及其波及南印度，我們已經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沖突所潛藏的巨大破壞力，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會繼續看到。

“集體行動的邏輯”——印度民族宗教沖突加劇的內在機制

印度民族宗教沖突如此經久難治，除了歷史淵源之外，西式政體、西式民族理論與政策實難辭其咎。對于苦于民族宗教沖突的印度而言，現行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西式民族理論和政策固然便利了各種力量推舉自己的代言人，獲得出氣口，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有助于國家統一，但更激勵了各類政治力量和人物利用民族宗教沖突，使得印度國家民族構成和語言文化統一性難以提高，民族宗教矛盾沖突淪為一些政治力量和人物爭取嶄露頭角的終南捷徑。相應地，民族宗教沖突越發成為印度無法治愈的痼疾。

如果其他條件相同，一個組織嚴密的小集團比一個松散的大集團更容易組織集體行動，從而戰勝后者的意志——任何一個社會，只要大到了一定規模，這種“集體行動的邏輯”就會驅使人們去尋求較小的身份認同，以求在各類資源的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漢族占壓倒多數的國家，在日本這樣的單一民族國家，同鄉、同學之類較小身份認同標記也一向非常流行；在印度這種民族宗教構成復雜的國家，民族、宗教就是更為方便的較小身份認同標記。較小身份認同流行，不等于必定會形成大批僵硬的小集團而令社會四分五裂，也不等于這些小集團之間必然會爆發沖突摩擦而令國無寧日。顯而易見，同鄉、同學之類身份認同比民族、宗教身份認同彈性要大得多，形成僵硬小集團的概率要低得多，所以，我們很難看到、也很難想象同一民族的不同同鄉會、同學會之間發生暴力沖突，但全世界天天都會發生這樣那樣的民族、宗教沖突。

在一個社會內部已經形成多個有形無形的民族、宗教集團之后，其他條件相同，不同政治體制對其摩擦的激勵是不一樣的。在一個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下，有志于在體制內晉升的官員通常不會有興趣去挑起、激化族群沖突，因為這對他的政績只有負面作用。由于各個族群難以找到現成的公認領袖人物，而且遭到政府行政部門制約，族群沖突的范圍和烈度都會受到制約。相反，在一個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下，有志于在體制內脫穎而出的政客有著強烈的動機去利用或挑起、激化族群沖突，因為要想成為某一族群眼里的代言人，贏得這個族群的“鐵票”，從而在競選中占據有利地位，將這個族群的不利處境歸咎于政府或其他族群的“不公”，顯示自己為了維護這個族群的利益而不惜阻止、侵害其他族群的利益，顯然更能投合眾人之所好；而諄諄告誡這個族群要勤奮吃苦耐勞以提高自己，要約束自己尊重他人權利而不惜面對更激烈競爭……這類話語很不中聽，常常無異于選舉票房毒藥。也正由于此時各個族群相對容易找到代言人和領袖人物，族群沖突的范圍更容易擴大，烈度更容易加劇。不僅如此，為了保住自己的“江湖地位”，這些政客也有著強烈的動機維持、加劇族群分化，而不是消弭族群分化，促進民族宗教融合，進而從根本上消除民族宗教沖突問題。

1950年代，印度各邦按語言重組，原孟買邦分割為馬拉地人主導的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人主導的古吉拉特兩個語言邦，兩大民族當時就曾為孟買市的歸屬而爆發大規模騷亂和流血沖突，其間發生過警察開火擊斃105人的慘劇。其實，由于馬拉地人擁有歷史上馬拉地帝國擊敗莫臥兒帝國、抗擊西方殖民者的輝煌歷史，擁有強大的現實實力，目前占印度人口7.6%，即使沒有這樣的流血爭奪歷史，擁有如此實力的當地主導少數民族也會力圖永久把持相關利益，而不是與國內其他民族分享機遇，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和上述流血爭奪歷史又加劇了這種動機。因此，我們看到，與中國大規模國內移民促進了普通話推廣不同（如大陸改革前的湖北十堰和福建三明、改革后的深圳和東莞等移民城市及解放戰爭后的臺灣），在吸引了其他邦大批勞動力涌入、又是印地語影業中心的印度“夢想之城”孟買，不僅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說馬拉地語，當地政客還時常通過或揚言制定一些法律，強制要求出租車、電影等行業從業者說馬拉地語。

1966年成立的濕婆神軍黨更是開宗明義要捍衛“土地之子”（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權利，阻止南印度移民進入該邦和伊斯蘭教傳播，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社會矛盾，包括嚴重暴力事件。在1992、1993年孟買發生的多起騷亂中，濕婆神軍黨成員就被印度政府指責為組織攻擊穆斯林的骨干分子。濕婆神軍黨創始人、黨首巴爾·薩克雷被反對者指責為挑動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緊張關系的禍首，在2002年戈德拉慘案和古吉拉特邦騷亂期間以及2008年，巴爾·薩克雷都公開呼吁印度教徒組成敢死隊攻擊穆斯林，而此人人氣鼎盛，被眾多支持者頌揚為“印度教徒心中的國王”。2012年11月17日病逝后，孟買全城絕大多數店鋪和商業機構都自發關閉，人力車與出租車停運，數百萬人上街為其送葬。1995年，巴爾·薩克雷與印度人民黨結盟贏得馬哈拉施特拉邦政權，成為該邦政府的幕后操縱者而得到“遠程控制器”的綽號，至今濕婆神軍黨在288席的馬哈拉施特拉邦議會中仍占有44席，薩克雷病逝后，兩名當地女子僅僅因為在facebook主頁上發表評論，認為不值得為此而關閉商店，就被警方逮捕，在庭審中被指責為“增加階層間的仇恨”。

至于當年對挑動阿約提亞爭端升級難辭其咎的印度人民黨，其初級黨員更據稱多達1700萬，積極黨員100萬，1996年首次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并短暫執政，1998年至2004年兩度執政，現在仍然是最大在野黨，令國大黨的執政地位相當脆弱。須知近20年來印度歷次大選結果都是無一政黨過半數的“懸浮議會”，甚至不得不為尋求一些地方性黨派的政治支持而容忍其頭面人物的嚴重腐敗行為（如2010年末爆出的2G手機運營牌照案）。

更關鍵的是，在印度政體下，假如印度人民黨這樣的大黨不時常倡導一些極端宗教要求以聚攏信眾，遲早會有新的極端政治力量成長起來取而代之。“勝利屬于大神羅摩！……的確，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世界上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這不是一場國大黨與印度人民黨之間的競選，……而是一場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對抗！噢！印度教徒！多關心你的印度魂吧！”——諸如印度哈努曼黨（Bajrang Dal）著名群眾演說家夏斯特里（Prahlad Shastri）這樣的言論，時刻在敲打印度政界人士與政黨不敢揚棄極端色彩過于濃重的主張，以免喪失追隨者基礎，也啟發著有心之輩從這個方向入手，以求在政界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