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3月2日，達米安因謀刺國王而被判處“在巴黎教堂大門前公開認罪”，他“乘坐囚車，身著囚衣，手持兩磅重的蠟燭，被送到格列夫廣場。那里將搭起行刑臺，用燒紅的鐵鉗撕開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燒焦他持著弒君兇器的右手，再將熔化的鉛汁、沸騰的松香、蠟和硫磺澆入撕裂的傷口，然后四馬分肢，最后焚尸揚灰”。這是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描述的一幅18世紀歐洲執行死刑的場景。

與此同時，古代中國起源于秦漢年間的凌遲刑也在17到18世紀的明清達到了頂峰。凌遲是一種肢解肉體實施死刑的刑罰方式，它包含了對身體四肢的切割、分離。這種殘忍的酷刑直到1905年清朝修律大臣沈家本上奏獲準，才得以“永遠刪除，俱改斬決”。

中西方死刑存廢觀的暗合

中西方在同一時期出現極為類似的，以對肉體實施殘酷折磨而剝奪罪犯生命的刑罰，則絕非偶然現象。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受制于生產力水平、社會結構、傳統觀念，人的意識中普遍存在樸素的同態復仇、神意報復主義的刑罰觀念。無論是西周時期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還是《圣經》中記載的“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它們都認為犯罪是違反天意的行為，理應受到天罰。中西方統治者都以對肉體進行殘酷折磨的形式，來最大限度發揮刑罰的懲罰和恫嚇功能。

傳統中國社會，孔子創立的以“仁者愛人”為核心的“仁政”理論，成為歷代統治者宣示的治國理政原則。所以統治者在對危害統治秩序的行為科以酷刑的同時，又提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強調寬仁慎刑，愛惜人命。隋朝規定了“三復奏”制度，對于地方判決的死刑案件要三次奏報皇帝方可執行。唐朝規定各地方的死刑判決必須三次奏報皇帝批準，且待批準的詔令下達三天后方可執行。對京師判決的死刑案件必須經過“五復奏”。清朝死刑執行前還采取秋審、會審等恤刑制度，對案件分情實、緩決、可矜、留養承嗣等四種情況處理。除“情實”案件“奉旨勾決”外，其余多可暫緩或免于死刑。這些制度對慎判死刑、避免錯案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世紀的西歐，天主教會是封建制度的支柱，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都形成了巨大的統治力量。《圣經》中記載，神是允許死刑的。舊約中出埃及記、利未記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對一些行為應以死罪懲治，如殺人、綁架、奸獸、奸淫、同性行為、做假先知、賣淫和強奸等。雖然支持死罪，但當死刑要執行時耶穌又顯明了恩典，因為“唯有完人才夠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完人是沒有的”。著名啟蒙思想家盧梭1762年在《社會契約論》中也表達了對死刑的支持態度。盧梭認為，政府與全體公民之間存在一份“旨在保全締約者的社會契約”，公民讓渡出自己的部分權利，讓政府對社會實施管理，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安全與秩序，最終促進全體公民的福利。盧梭還認為，個人生命也是“契約”的一部分，“正是為了不至于成為兇手的犧牲品，所以人們才同意，如果自己成了兇手，自己也得死”，因此政府有權對罪犯執行死刑。

在對待死刑的態度上，中西方封建社會可謂殊途同歸。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礎上的中國法律，從“仁政”的角度體恤人命，但并未否認為維護統治秩序和倫理規范而對民眾處以死刑的必要性。西方法律從宗教的角度表達了對死刑犯的憐憫，但同樣未否認政府有權對罪人適用死刑。

中西方死刑存廢觀的嬗變

“人們憑借怎樣的權利來殺自己的同類呢？”——達米安受酷刑7年后的1764年，意大利刑事古典學派創始人貝卡里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對死刑表達了強烈的譴責和質疑。這本堪稱刑法學經典著作的小冊子一出版就產生了巨大影響，并引發了西方世界曠日持久的死刑存廢之爭。貝卡里亞并不同意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的，死刑的正當性在于公民將自己的生命以契約的形式交給了國家。他認為，“君權和法律僅僅是一份份少量的私人自由的總和，它們代表的是作為個人利益結合體的普遍意志”，而不應該包括人的生命，因為沒有人會把自己的生命以任何契約的形式讓渡給他人（包括政府）。既然如此政府以法律名義執行死刑就沒有合法性、正當性的依據。

同時，貝卡里亞還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闡述死刑是無效的，“濫施極刑從來沒有使人改惡從善”。他認為“死刑的理由除非處死他是預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但現實顯然并非如此。一種正確的刑罰，它的強度只要足以阻止人們犯罪就夠了。體現公共意志的法律禁止公民殺人，并要懲罰謀殺行為，而法律自身卻在做這種事情，這是一種荒謬的現象。

貝卡里亞開始質疑死刑的18世紀，正是歐洲啟蒙運動蓬勃興起之時。這場資產階級思想文化解放運動積極地批判專制主義、封建特權和宗教愚昧，主張用“理性之光”驅散人類思想和制度上的黑暗。這一時期，西方的教會法開始衰落，并受到世俗政權和世俗法的制約和打擊。但教會法中所強調的人道保護和生命神圣性卻得到了傳承。在啟蒙運動的廣泛影響下，人們開始逐漸對死刑存在的合法性、正當性持有懷疑和反思的態度。

近代西方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而這恰恰是傳統中國的儒家社會和倫理化的法律所排斥的。傳統中國社會政治早熟、家國一體，法律把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和家族內血緣關系糅合在一起，把社會的不平等轉換成了天然的不平等。在地緣上，中國被高山、海洋包圍，這種相對封閉的自然環境讓中國自秦代以降，總體上保持了內部統一和外部獨立。所以，當1789年法國頒布《人權宣言》，宣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然權利是天賦的、不可轉讓的、不可剝奪的，并以此為基礎開始改革法律和死刑制度時，中國的法律仍徘徊在君權神授、三綱五常、權利等差、義務本位、重刑輕民的倫理思維之中。至此，中國開始在世界法治文明進步的隊伍中落后了。

死刑的發展趨勢

進入20世紀，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對死刑進行廣泛地反思和批判，特別是從保護人權的角度，要求廢除死刑的呼聲此起彼伏，廢除死刑運動迅速發展。許多國家徹底廢除了死刑，一些歐洲和拉美國家也對和平時期的罪行廢除了死刑。據統計，目前全世界有超過2/3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在法律或事實上廢止了死刑。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中仍執行死刑的，現在僅剩日本和美國部分州。

在中國，清末參考西方各國刑法制定了《大清新刑律》，中華民國全面沿襲法、德等大陸法系國家制定了六法全書。新中國成立后，廢除六法全書，直到 1979 年制定第一部刑法典，基本效仿前蘇聯刑法制度，保留了大量的死刑罪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學界與世界交流增加，有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開始呼吁嚴格限制死刑，甚至廢除死刑。但由于歷史上一直缺乏對死刑的深刻反思，傳統的重刑主義思想、司法實務部門對死刑的依賴、中國民眾的樸素報應心理仍較為嚴重，“殺人償命”觀念深入人心，至今未得到根本改變。

縱觀世界，死刑由限制走向廢止已成為歷史趨勢。1966年12月，聯合國通過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約》，公約認為生命權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并規定了廢除死刑的終極目標，要求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且適用死刑不得構成滅絕種族罪。中國政府也已于1998年加入了該公約。從長遠來看，中國最終必將廢除死刑制度。但囿于現實國情、社會治安和民眾心理，同時充分考慮到傳統文化的影響，立即廢除死刑無論在社會穩定還是民眾情感上都有一定難度。正如日本學者正田蕩三郎所說：“死刑作為理念是應當廢除的。然而抽象的討論死刑是廢除還是保留，沒有多大意義。關鍵在于重視歷史的和社會的現實，根據該社會的現狀、文化水平的高下等決定之。”

今日中國已開始重新融入世界法治文明發展潮流：在立法上逐步減少刑法中的死刑罪名，特別是非暴力類、財產類犯罪的死刑罪名數量；在司法上，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并創造性地設置了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制度。正如《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中指出的，“保留死刑，嚴格限制和慎重適用死刑”，中國死刑制度正在積極回應歷史趨勢，向著法治文明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