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能社會治理的理論指引與創新趨向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王道勇
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科學回答新時代高效能社會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為、何以能為、何以善為等方向性、全局性、戰略性重大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治理的重要論述，在多個維度上具有原創性貢獻：提出“社會治理”這一原創性標識性概念，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刻闡釋當代中國社會治理基本關系，全面揭示當代中國社會運行規律和治理規律，包括正確認識社會治理中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強調社會治理行動者之間是一種互構共生的辯證關系；科學處理維護社會穩定和保障公民權利之間的關系，實現社會治理行為的內在統一性；有力協調自治、法治和德治的關系，實現社會治理方式的互融共生；積極處理活力和秩序的關系，實現社會治理目標的內在統一性。推動構建黨領導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不斷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強調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關鍵在于善于把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黨建引領社會治理的落腳點是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提出高效能治理，明確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新目標。這些理論創新為推進新時代高效能社會治理提供理論指引，指明創新趨向，是譜寫中國式現代化“社會篇”的重要遵循。（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22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王道勇，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社會建設、社會治理創新，主要著作有《社會合作論》、《黨員干部關注的社會發展問題》等。
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的基本維度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 陳先紅
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直接關乎國家形象塑造、國際話語權建設和國際傳播效能提升。兩千多年前管仲學派提出的“層級治國思想”，可以為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提供一個兼具中華文化根基與當代實踐意義的分析框架。
可基于管仲“家—鄉—國—天下”層級治國思想和實踐方法論，從民族國家敘事、城鄉行業發展敘事、百姓日常生活敘事三個基本維度，建構大、中、小三個敘事層次的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即：通過“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的大敘事，確立文明坐標，提供意義框架；通過“以鄉為鄉”的中敘事，建構經驗證據，闡釋發展理性；通過“以家為家”的微小敘事，激活情感共鳴，實現價值共振。在此體系中，“民族國家”大敘事劃定敘事起點和基調，決定“說什么”；“城鄉行業”中敘事提供敘事背景和路徑，規范“怎么說”；“個體百姓”小敘事則是具體的敘事系統，明確“誰在說”和“對誰說”。大敘事打造“文明型國家”的元敘事，中敘事構建“發展型社會”的專業敘事，小敘事培育“情感型傳播”的生活敘事，三者最終形成“文明機理—實踐動能—人性溫度”的立體化敘事實踐系統。（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19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陳先紅，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博導，中國故事創意傳播研究院院長。研究方向為公共關系與戰略傳播、國家敘事與國際傳播。主要著作有《公共關系生態論》《公共關系學的想象：視域、理論與方法》等。
未來人類的意義構成
——復旦大學科技倫理與人類未來研究院教授 楊慶峰
未來人類以增強性與超智能性為核心特征，其超越性通過功能增強、能動性變革、道德增強三個維度呈現，涵蓋身體與精神層面的能力提升、從初級到超級能動性的進階，以及適配超級能力的道德境界構建。技術基礎方面，從傳統會聚技術演進至以智能材料、神經技術、人工智能、記憶技術為核心的新會聚技術，推動人類從“增強人類”向“超級人類”跨越。
然而隨著技術迭代，增強人類面臨顯著道德困惑：功能增強與道德境界不同步，人性缺陷可能引發嚴重后果；個體意識強于整體意識，存在被技術性或動物性主導的失控風險。對此，“智能契約”成為破局關鍵，其以積極契約為核心，強調人機自由平等、相互受益，摒棄被動應對的傳統契約邏輯，為主體責任與權力分配提供新框架。智能契約的可能性已得到技術模擬與理論支撐，未來或將催生“共生權威體”等新型主體形態。同時，人類向超級智能“許愿”式提問雖能獲得即時收益，卻暗藏創造力下降等潛在代價。綜上，“契約”應是未來人類的關鍵標識，基于契約倫理構建的積極倫理學，以及對“許愿”代價的提前審視，將助力構建人機良性關系，推動未來人類實現技術與自身的協同發展。（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22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楊慶峰，復旦大學科技倫理與人類未來研究院教授、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技術哲學、記憶哲學、數據倫理與人工智能倫理等，主要著作有《記憶研究與人工智能》《現代技術下的空間拉近體驗》《技術現象學初探》等。
適應“新環境”的未來人類及其演化邏輯和適應機制
——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李恒威
以科技創新為主導驅動力的人類活動，正從地質尺度和文明演進層面深度重塑人類的生存境遇，并引發一場具有高度反身性的變革。在物質維度，人類活動的印記已具備地質尺度的顯著性。“人類世”“心智圈”等概念的提出，正是對這種地質學意義變遷的理論回應。科技創新正從行星尺度、社會結構、技術態勢與星際環境四重維度，塑造動態復雜、高度不確定的“新環境”。該環境兼具深度耦合性、指數級變化、系統復雜性及多元行動者特征，導致人類“生物-文化”適應機制陷入“雙重滯后”。
面對技術文明推動進入的“新環境”，人類無法再依賴自然演化的緩慢節奏，而必須通過系統性的技術賦能，主動重構自身的演化路徑與適應機制。換言之，人類正在步入“后人類”的演化階段，而“賽博格”作為生物有機體與技術系統的深度融合體，將成為人類突破生物局限、適應“新環境”的關鍵形態。其以腦機接口為核心，借助感知增強、認知增強、行動增強及智能形態創新，實現適應性躍升。這標志人類從“自然-文化”演化邁向“技術賦能”主導的后人類階段，人類的存在形態也將由純粹的自然生命體，演化為自然與人工深度融合的復合體，亟需在倫理、治理與精神層面達到同等的自我超越，以負責任地引領文明轉型。（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22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李恒威，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導，浙江大學腦機智能全國重點實驗室兼聘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認知科學哲學、意識的哲學-科學、技術與未來社會、認知科學與東方心學比較等，主要著作有《意識：從自我到自我感》《意識：形而上學、第一人稱方法和當代理論》等。
“智能世界”重塑人類未來的哲學分析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成素梅
“智能世界”是指由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腦機接口等新一代技術的融合發展，共同創建的一個全新外部環境。“智能世界”的形成，標志著繼自然、社會與精神世界之后“第四世界”的誕生，其具有自主運行邏輯，并與人類形成深度互構關系。智能世界的形成，既是技術革命的產物，也是深刻的哲學命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智能世界主要的“行動主體”是兼具工具屬性與類人功能的智能體。智能體是介于工具與人之間的一類新型存在。這一特性能給生活在智能世界里的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為推動勞動從“謀生手段”向“實現自我”躍升提供現實基礎；為推動科技進步和實現認知普惠提供技術支撐；為推動社會治理從“粗放管理”邁向“精準善治”提供歷史機遇。然而，機遇背后也潛藏著不容忽視的風險與挑戰。
面對具備“準主體性”的智能體，人類的認知模式正從主客二分，轉向新型主體間性的認知形態。這一轉變開啟了“人，成之為人”的第二個過程：從駕馭外部世界的“外在解放”，拓展到實現精神自覺的“內在解放”。“智能世界”的深層意義在于，促進文明的議題從如何高效地“做事”，升華為如何智慧地“為人”，由此推動人類重返尊嚴、道德與愛等不可量化的核心價值，最終完成從“自然之人”到“自覺之人”的哲學飛躍。只有立足“智能世界”這一新視域，審視其創造的機遇與帶來的風險，才能超越工具論技術觀，站在互動論技術觀的地基上，重構面向人類未來的概念框架和治理體系，從而真正認識大力發展人文科學的時代價值。 （選自《學術前沿》2025年第22期，詳見全文）
作者簡介
成素梅，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哲學分析》雜志主編。研究方向為科學實在論、量子力學哲學、人工智能哲學、科技倫理、休閑哲學，主要著作有《理論與實在：一種語境論的視角》《量子論與科學哲學的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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