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釋義

一個國家的文化戰略，是該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運用自身所具備的文化資源為提升國家軟實力所采取的各類措施，包括計劃和實施兩個部分。它與安全戰略、外交戰略、經濟戰略等一樣，是國家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服務于國家的總體利益。就功能而言，文化戰略在國家內部起著提升國民素養、增強文化自豪感以及加強內聚力等作用，在國際上則為國家的外交、經濟、安全等服務，是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之一。就特征而言，文化戰略大致具備本源性、手段性和目的性三大特征。本源性指的是文化資源的自備性，即出自本土，而非舶來；手段性指的是文化戰略的實施理念和方法；目的性涉及文化戰略的終極目標，以提升國家軟實力和綜合國力為至上原則。

從根本上說，文化戰略是一種資源性戰略，和經濟戰略以經濟實力為前提、軍事戰略以軍事實力為基礎一樣，它建立在一國已有的文化資源之上。根據用途，這種被用于文化戰略的資源分為工具性資源和理念性資源兩部分，前者與文化戰略的本源性特征相關，后者與文化戰略的手段性特征和目的性特征相關。簡言之，工具性資源就是可資利用的“文化原料”。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個沒有合適的“文化原料”的國家很難形成好的文化戰略。理念性資源指的是實施方略，即使用“文化原料”的政策、措施和目的。如果一個國家缺乏理念性資源，縱使坐擁“文化原料”的金山銀山，也很難進行有效利用，很難發揮文化資源的作用。之于文化戰略，這兩個方面不可偏廢，缺一不可。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擁有豐富的“文化原料”，宗教資源尤其得天獨厚，不僅有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錫克教等諸多本土宗教，還有伊斯蘭教、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猶太教、巴哈伊教等眾多外來宗教。印度由此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宗教博物館。長期以來，本土宗教持續發展，外來宗教借土生根，孕育出了一大批思想家、哲學家、宗教家，為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一狀況使印度的文化戰略具有自己鮮明的特色，即宗教性，或者說，宗教居于印度文化戰略的工具性資源和理念性資源的核心位置，是印度文化戰略的內容主體和實施主體。

　二、印度的宗教資源及其歷史運用

從某種意義上說，宗教是印度文化的主體，印度文化根植于宗教，發展于宗教，繁榮于宗教，印度文化戰略便自然離不開宗教。宗教之于印度文化戰略具有決定性的和支配性的影響，是印度文化戰略首選的資源來源。印度的宗教資源主要分為兩類，即上文提及的本土宗教和外來宗教。

印度教：印度教源遠流長，是印度最主要的宗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印度80%以上的國民是其信徒。印度教信仰是印度文明的主體信仰，印度最重要的文獻如天啟類的“四吠陀”①、傳說類的史詩和“往世書”②、法經類的“傳承經”③以及中世紀許多宗教家的著述④等都是印度教經典。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文獻，印度文明將名存實亡。印度教信仰主要包括六個方面，即(1)吠陀天啟，“四吠陀”為至高經典；(2)梵我同一，為人生終極的前提；(3)梵我合一，即精神解脫，為人生終極的歸宿；(4)業報輪回，為人生的輪回軌跡；(5)瑜伽修持，為實現精神解脫的方法；(6)神靈信仰，即多神崇拜、一神信仰的現世生活模式。就社會生活和個人實踐而言，印度教實行社會中的五民體制，把人基本分成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和賤民五類，實行族群內平等、族群外漠然的等級生活方式，大家都向神看，都追求最終的歸宿。雖然生活在不同的族群中，但對較高的等級而言，“人生四大目的”⑤、“生活四行期”⑥、“五德”⑦、“祭祀”⑧、“五債”⑨等是大家共同的宗教生活義務，相當于社會公德。總體而言，印度教具有相對封閉性和血緣性，其傳播途徑主要依賴信徒遷徙，靠世代相傳，而非普通意義上的傳教。目前，除印度次大陸有大量的印度教信徒外，太平洋島國斐濟、印度洋島國毛里求斯和南美洲國家圭亞那、加勒比海國家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也有不少印度教信徒，這些信徒幾乎全部是印度教徒移民的后代，并非當地的原住民。

佛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⑩其信徒數量位居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之后，影響巨大。佛教也是印度的傳統宗教之一，產生于公元前6世紀前后，創始人是釋迦牟尼。盡管產生、發展并曾繁榮于印度，但公元13世紀初，在伊斯蘭教和本土印度教文化的雙重打壓下，佛教在印度逐漸消亡。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斯里蘭卡等國的部分佛教徒在印度發起了佛教復興運動，情況才逐漸有所改觀。印度獨立前后，在安倍德卡爾等人的努力和帶動下，很多印度教賤民皈依佛教，因此，當今印度的佛教徒主要是由印度教賤民皈依而來的新佛教徒。目前，印度佛教徒只占總人口的不到1%。不過，由于原產地的緣故，佛教仍然是印度的文化資源之一，不可避免地為印度所用。

耆那教：耆那教的歷史可以與印度教相媲美，但形成于公元前6世紀前后，其集大成者也是使耆那教成為獨立宗教的標志性人物是大雄。大雄與佛陀是同時代人，他崇尚苦行，耆那教因此被稱為苦行者的宗教。耆那教信徒的數量一直不大，目前占印度總人口不到0.5%。不過，由于與印度教的關系密不可分，耆那教在印度沒有像佛教一樣消亡，仍影響深遠，例如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張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耆那教的影響。不僅如此，由于耆那教徒多為商人，耆那教也隨著這些商人的經貿網絡走向了世界，在歐美各國也有影響。

錫克教：錫克教是印度本土產生的最年輕的宗教，形成于公元十五六世紀，首任祖師及創教人是那納克。該教是伊斯蘭政權在印度確立以后產生的，因此具有印度教和伊斯蘭教雙重特色。目前，印度的錫克教信徒約占印度總人口的2%，是僅次于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印度第三大宗教。印度的錫克教徒中有85%居住于印度的旁遮普邦，其余分散于印度各地。此外，也有為數不少的錫克教信徒定居印度境外，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東非國家、斯里蘭卡、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因此，錫克教不僅在印度的宗教和社會中具有重要影響，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一定影響。

外來宗教：伊斯蘭教不是印度的“產品”，印度也并非伊斯蘭教國家，但其穆斯林人口龐大。時至今日，印度依然以約1.4億穆斯林人口居于全球非伊斯蘭教國家的首位，其影響可想而知。印度被英國殖民達兩百多年，基督教在印度便也有了生長發育的領地。目前，印度基督教徒人口占印度總人口的2%左右，也具有一定的影響。此外，其他外來宗教如瑣羅亞斯德教、巴哈伊教、摩尼教、猶太教等在印度也有一定市場，是印度宗教大家庭中的成員。

印度豐富的宗教資源對上文論及的文化戰略資源的兩個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為印度文化戰略提供了可供使用的工具性資源，另一方面印度宗教中的很多理念和實踐塑造了印度的文化戰略理念。印度古代的孔雀王朝和中世紀的莫臥兒王朝等是這方面的有力例證。

公元前3世紀，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皇帝阿育王通過南北征伐，締造了印度次大陸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實現統一以后，阿育王“棄武從文”，制定了以宗教為核心的治國方略，他借助佛教、印度教等以達到安撫民心、鞏固政權、樹立國威的目的。這不僅是古代印度君主利用宗教手段強化統治的經典案例，也是印度次大陸歷史上將宗教納入文化戰略體系以服務國家戰略的一個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