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們正期待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新的和平。由于地理因素繼續在起作用，所以根本問題仍然沒有改變。歐亞大陸上的均勢是我們目前作戰的目標之一，建立和維持這種均勢將是我們在戰爭勝利后的目標。所以，為了美國的利益，我們仍要繼續同那些設法阻止邊緣地區結成一體的強國合作。世界其他兩個巨大的強國——俄國和大不列顛——也會感到他們的安全由于歐洲和亞洲建立了某一個霸權而受到威脅。因此，這三個國家可以為建立一個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礎。既然這三個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單獨地和孤立地對抗世界的其余部分，那么它們的合作將有利于它們自己的最大利益。12
只有地區破碎才能出現“均勢”，斯皮克曼所謂的“均勢”，其實就是多個力量對等的對手在相互牽制中動彈不得；而只有借助環繞于歐亞大陸的英國、蘇聯等邊緣大國的力量并與其建立聯盟，美國才能達此目的，這是與麥金德理論不同的地方。麥金德理論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總結，而斯皮克曼理論則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蘇合作成功解決世界難題后的理論總結。
“均勢”理論對世界版圖的影響
為什么歐洲從意大利和德意志南北交界的中間區域開始破碎？這與中世紀歐洲社會的政教二元沖突歷史有關。公元3世紀，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衰落后的歐洲迅速興起，依托意大利，在歐洲世俗王權之外形成了另一個政權實體。與世俗王權一樣，它也有完整的稅收、法庭、軍隊和領土主權權利。由此便形成了與世俗王權爭奪歐洲霸權的斗爭，斗爭最激烈的地方就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交界區域，南北雙方相互通過肢解對方領土來擴張自己的勢力，這樣便在這一區域形成“破碎基因”，并由此擴張為歐洲的地緣政治特征。
這一特征讓英國大獲其利并因此主導了世界近代史：英國從教皇那學會了用肢解版圖或者制造“均勢”打擊對手國家、控制歐洲繼而主導世界的策略。海權理論的先驅者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說：“均勢因素是打開1500年至1800年間的歐洲近代史的鑰匙。”13
但是，破碎并不是歐洲版圖的原貌。歐洲在羅馬時期的整合程度甚至比同期的中國還高。羅馬從建立共和政體到西羅馬帝國476年滅亡的九百多年間，歐洲基本保持在羅馬法統之中，羅馬控制著包括地中海在內的歐洲主要地區；而此時的中國，正經歷著從戰國到隋朝的歷史，其間不知有多少個法統，也不知有多少次破碎，并且都是對稱型破碎。有意思的是，在隋之后，歐洲與中國的地緣政治形勢發生了逆轉，中國曾出現的“五胡亂華”的情勢在歐洲重演：中國版圖越來越大，統一性越來越強，而同期的歐洲卻越來越破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歐洲有了政教二元沖突，基督教與歐洲王權的爭奪太激烈了。保羅·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形象地比喻道：“羅馬陷落后任何時期繪制的地圖，看起來都像一塊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這塊被單的圖案每個世紀都可能不同，但從來沒有一種單一的顏色可以用來標明一個統一的帝國。”14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為什么要打倒教權，支持王權，就是因為當時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歐洲二元對立導致的地區破碎帶來的危害。他們贊揚中國的原因，也是因為中國的統一性。文藝復興時偉大的思想家阿利蓋利·但丁預見到這一結局，他在《論世界帝國》一書中說：“一個內部互相攻訐的王國必遭毀滅。15”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說得干脆簡潔：“普世教會乃是導致大一統國家衰落的社會毒瘤。16”湯因比與但丁生活年代雖相差654年，但后者所說的話幾乎就是前者的同義反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