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政府、民眾、非營利組織之間的新型合作互補關系
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歷屆政府均提出了結構改革的方案與具體措施，主要內容之一是建立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公共部門管理，大幅度削減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實踐證明，只依賴行政一元化的服務，不能滿足居民日常生活多方面的需要。
目前，日本政府和民間已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政府與民眾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而要用治理代替管理，由管理向治理、自治過渡，走一條社會公共治理的道路，走一條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變的道路。
首先，依靠民間組織了解民眾需求。民間組織內部匯聚了各類社會邊緣群體以及居民個體，代表了不同市民群體的利益和要求。政府與民眾借助民間組織的平臺，進行溝通和協調。大多數非營利組織經常進行調查、研究，提供分析和專門知識，并及時把對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議、批評集中起來轉達政府，向政府提案并監督政策的實施。這種對政策決定過程與政策內容予以批判性地監督，對政府的行為也構成了有力的制約。
其次，提倡“新公共”，建立政府、民眾、非營利組織之間的新型合作互補關系。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中央集權的官民型社會已經開始變革，政府和民間都在探討一種政府與市民相互合作與協調的新模式。2010 年，日本政府發表《新公共宣言》，指出要建設人與人、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紐帶，建設一個合作、富有活力的社會，特別是在教育、幼兒保育、社區營造、防止犯罪、防災、醫療福祉等與地區相關的領域吸收民眾的參與。
近年來，政府、行政、非營利組織、市民團體、社區居民之間正在形成一種新型互助、互動關系，它們之間既不是對立的，也不是完全相互依賴的。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監督者。政府通常負責制定規劃、提供經費支持及進行審計監督，具體事項交給非營利組織等民間團體來負責和運營。
擴大公民表達、疏通利益訴求渠道
戰后很長時間，日本社會運動一直持續不斷。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不同利益群體對立嚴重。勞動運動、政治運動、學生運動在全國展開，如火如荼的安保運動更是給這一時期的社會運動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70年代以后，日本的社會運動由政治領域逐漸轉到生活領域，消費者運動、反公害運動、生活者運動等“新社會運動”成為社會運動的主流。這些運動的目標雖不盡相同，但參與者都希望改變生活現狀，渴望過上一種充實、富裕、安全的生活。在大拆大建、城市快速發展的70年代，日本市民發起了保護家園、保護家鄉歷史文化遺跡的運動，也誕生了不少市民組織。市民組織在民眾和政府之間起到了溝通作用，促使政府在出臺城市建設和社區發展的政策中盡可能考慮民眾的要求，官民由對立轉向合作。80年代以來，針對日本政治中權錢交易、權力過度集中等腐敗現象，很多地方要求擴大自治，民眾要求擴大民主、要求政府多提供服務、少干預民間活動的呼聲日益高漲，信息公開運動、居民投票運動、生活者運動等要求型社會運動開始活躍并逐步興盛起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化進程的推進，隨著公民參與渠道的擴大，社會運動由先前那種大規模的、與政府對立、抗議、表達強烈不滿的“對抗型”，轉為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政府重視并予以改變的“要求型”。
公民的廣泛參與是實現社會穩定、和諧的有效手段，是官民共治的社會基礎。當今日本，公民參與政治、監督政治、表達利益訴求主要通過三個渠道：第一，通過參與非營利組織來參與政治。政府重視公民以及民間組織的自我管理、自我監督，給公民以充分的自主權，政府僅做技術性指導。第二，當前日本公民社會治理的主要目標是加強居民自治，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讓市民參與除共同表決投票方式之外的決策過程、由當地居民來補充完善政府服務、城市內部分權等。第三，近年來，在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方面，越來越多地采用一種“社區營造研習會”（workshop）的市民參與方式，參加者自發組織、自由發言、全員參與體驗。會場多選在公共禮堂、美術館、寫字樓、工作室、學校教室等。
大力開展公民教育
日本社會較高的文明程度和國民素質，與戰后以來日本社會重視公民教育有著密切的關系。其公民教育主要通過以下渠道：
一是遍布日本各地的公民館。公民館經常舉辦以青少年為主要對象的文化補習、定期講座、展覽會、討論會。
二是包括都道府縣圖書館、市町村圖書館在內的各個公立圖書館、婦女中心、展覽館、藝術館等。
三是學校對學生進行公民教育，“在全體有國籍的人中間確立起共同的價值觀”。
四是企業也注重對員工，特別是新員工的培養，培養他們的技能、知識，以及人際交往能力，還對員工進行企業價值觀、企業責任、企業作風、企業良心等內容的教育。
五是市民們通過參與非營利組織的活動提升了自己的公民素質。大多數非營利組織都將吸引廣大市民參與作為組織發展目標之一，并且重視對會員和市民的培訓。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