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生態文明建設是種綠色左翼的政黨（發展）政治意識形態。將社會主義與生態主義相結合，是當今世界所有左翼政黨的共同選擇，盡管相互之間的用詞與闡釋有所不同。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就像對中國現代化發展合理性與正確性的辯護將會逐漸從物質富裕轉向公眾生活質量與社會公平一樣，對社會主義本身的理解與闡釋也將會逐漸從經濟繁榮與社會和諧演進到內在地包含生態環境質量。
其三，生態文明建設是一種承繼中國傳統文化與價值精神的綜合性哲學思維。以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為特征的歷史悠久的華夏文明，不僅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合生態化特質，而且孕育了一種博大精深的綜合性或有機性的哲學思維傳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五位一體”的提法，就是這樣一種中國式哲學思維的生動體現。
但筆者想強調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已然全面鋪開的生態文明建設注定會成為一場全面意義上的“綠色革命”，更無法保證這樣一場革命——如果確實發生的話——一定會取得成功。正像人類文明變革史上所多次發生的，任何成功的文明革新都同時需要來自主客觀的條件。一方面，在客觀條件上，生態環境問題應對的“淺綠色”（或者說“生態資本主義”）的政治思維與戰略依然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相應地，包括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任何激進的環境政治社會理論和實踐，都將會依附于這樣一個大的框架，或者在試圖打破這個框架的過程中遭到抑制或孤立。舉個例子說，如果我國真的大張旗鼓地采取綠色交通的國家戰略，那么，最先出面游說或抵制的恐怕不是我們的地方政府或人民群眾，而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大型汽車制造商及其隸屬國。也就是說，任何時候的任何革命都是頗具風險性的事業，綠色革命也不例外。也正因為如此，實質性變革意義上的“革命”，往往不會是一個主流性（中心性）大國的明智之選。
另一方面，就我們自身而言，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革命性意蘊，尤其是對資本主義體制與思維的替代性一面，國內學術界與政治精英并未給予充分的關注，更缺乏必要的政治共識12。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并將其寫入了修改后的新黨章。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筆者看來，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理論或話語，我們還依然缺乏一種更系統充分的理論闡釋，更缺乏一種廣泛的大眾性民主討論——前者使目前的許多學術研究停留在政治宣傳的層面上，后者則使占最大多數的人民主體難以主動響應。而多少讓人擔心的是，三中全會《決定》對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行動部署，一旦離開更為整體性的總體背景，很容易將生態文明建設簡化為一種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政策層面上的解讀。因此便不難理解，就像討論當代社會政治議題時所經常發生的那樣，包括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在內的知識精英并不怎么明確什么是左翼立場，以及我們為什么還要堅持一種左翼立場（假定大家并不從內心歧視或拒斥左翼立場）。筆者認為，在生態文明建設議題上，這種情況也并非個例。
回到筆者在本文開端對“綠色革命”所做的界定，相比歐美國家的“淺綠色”實踐嘗試，我國有著更多的理由或條件使當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綠色革命”，但只有在把各種生態環境難題的應對置于一個更為寬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整體背景與語境之下時才會成為可能。而筆者更想強調的是，相對于“綠色革命”的進程與目標向度，更為迫切的邏輯性前提是話語，如果我們終將無力構建一種具有說服力的綠色革命話語，那么一切都將無從談起。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綠色變革視角下的國內外生態文化重大理論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2AZD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