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做小本買賣的，1萬元可不是小數目。而且我在老家是參加了新農保的，有必要再交一份嗎？”讓老龐寬慰的是，天津已經出政策，允許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考本市的職高和高職，“以后能讓咱娃在這高考就好了！”他憧憬。
孫芝莉是湖南人，在北京打工10多年一直租住在通州區，2013年她給孩子辦理入學手續時，被告知沒有通州區的社保繳納證明不能辦理借讀手續。“可我在西城工作，社保都交到了西城區。”孫芝莉夫妻倆權衡之下，還是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很多同事把孩子送到河北念寄宿學校，半個月見一次，他們勸我也這么辦。可孩子成長需要陪伴，這不是辦法。我倆打算過一段時間都回老家。沒想到在北京辛辛苦苦十幾年，最后還是不能扎下根兒來。”孫芝莉對此很無奈。
解決城市管理和教育資源分配失衡難題，不該以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為代價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一直關注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他認為，2008年保障隨遷子女就近上學的相關政策出臺之后，幾年內各地對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條件放寬了不少。但最近兩年，各大城市又開始普遍收緊政策。
《北京市教委2012年關于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明確，非京籍學生在京借讀需具備“五證”，即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持本人在京暫住證、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五證”的規定由市教委文件統一發布，具體的工作證明界定由各區結合情況具體來定。
2013年12月，天津市教委發布《天津市居住證持有人隨遷子女在本市接受教育實施細則(試行)》，此細則明確規定務工人員要提供居住證、合法務工證明、合法居所證明、原籍戶籍證明和子女的預防接種證，并應在入學前一年到居住證載明的居住地所屬區縣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申請登記，同時，明確要求提供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費證明原件及復印件。
這些政策在具體執行中，還有很多附加的“隱形條款”。2015年北京非戶籍學生家長做過統計，要想入學，實際上須備齊28個證件才有參加初審的資格，其中很多證件，需要提前很多年準備。
政策為什么收緊？
熊丙奇認為，這些政策的頒布是基于“控制人口總數”的管理思路，就是擔心放松入學條件會造成大量非戶籍人口涌入，進一步加劇大城市的臃腫。
比如，北京市在2012年發布的《關于北京市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工作方案的說明》中明確，作為首都，需要妥善處理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矛盾，需要統籌考慮京籍學生和非京籍學生升學考試利益等難點問題。天津市教委也透露，大量隨遷子女向城鎮和城郊結合部集中，給本市教育資源帶來很大壓力。
義務教育經費的投入不均衡，也是造成非戶籍人口入學難的重要原因。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目前，國家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主要原則是以流入地解決為主，即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這樣一來，農民工在省內流動，教育經費由省內統籌，孩子進城讀書問題不大；如果生源跨省，流入地政府在財政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就會提高門檻。
《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2015)》顯示，目前全國農村約有留守兒童6102萬人，占農村兒童的37.7%；約有1793萬孩子一年只能見父母1到2次；約有921萬孩子“一年到頭見不到父母”。研究顯示，如果不能保證每3個月見一次，孩子對于現在生存狀況的焦慮及“煩亂度”會陡然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