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亞太的戰略對手無疑是中國。與在歐洲建立的北約這個集體軍事同盟體制不同，美國在亞太建立的軍事體系構架，對亞太安全秩序的控制，是通過建立和強化雙邊軍事同盟實現的。美國將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的盟友關系，視為主導亞洲安全秩序的基石，不斷深化和升級同這些國家的軍事安全關系。在對日軍事同盟關系問題上，美國修訂了《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把軍事合作范圍擴大至全球，并同時重申釣魚島適用于《美日安保條約》。為減輕自己領導世界的成本，讓日本承擔更多的“責任”，美國不惜縱容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讓日本通過了“可以對外進行戰爭”的《新安保法》，默認安倍政府推動修改《和平憲法》，從而為日本取得軍事大國地位掃清法律障礙。同時，美國提升了與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雙邊軍事同盟關系，擴展了在當地的軍事部署，并頻繁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

當前，美國在亞太構建軍事體系有兩個新的舉措，一個是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另一個是軍事同盟的多邊化。“亞太再平衡”戰略是在亞太地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新的重心和中國崛起的歷史背景和戰略態勢下，美國將戰略重點轉向亞太地區，以維持和強化美國對亞太和世界領導地位的一個重大舉措。為配合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美國將軍事戰略的重點從歐洲轉向亞太。從當前美國在亞太地區駐軍數量看，已遠超其在歐洲的軍力；從武器裝備情況看，美國在亞太的部署數量和質量也遠超在歐洲的部署；從軍演規模和頻率看，美軍近年來在亞太進行的軍演堪比其冷戰時期在歐洲的軍演。

近年來，美國在亞太軍事體制構建的一個新動向，是推動雙邊軍事同盟關系向多邊化發展。軍事同盟的多邊化，更易于美國對亞太的軍事安全控制，更易于美國對亞太安全秩序的主導和塑造，因此，推動亞太雙邊軍事同盟的多邊化，建立北約版的亞太集體軍事同盟組織，是美國塑造新的亞太軍事安全體系和秩序的一個重要目標。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尋求這種目標的努力也日益顯現，其中一個主要表現是，美國從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上，拉近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甚至和印度的多邊合作關系，渲染中國威脅、促進達成共識，并開展聯合軍事演習。另一個重要手段是推動亞太反導系統的建設，當前以朝鮮核威脅為由力促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就是其構筑多邊軍事同盟關系的一個重要推手。

從軍事安全角度看，“薩德”系統固然能對中、遠程彈道導彈進行攔截，威脅中、俄戰略力量的有效性，這當然會損害中俄的戰略安全，但更為嚴重的是，“薩德”系統并非一般性質的武器系統，其在韓部署的目的也絕非“防御朝核威脅”那樣單純，其戰略意涵遠超本身所帶來的軍事效能，更深層次的是有可能改變地緣政治格局。因為，如果韓國部署“薩德”系統，那么必然要進入美國從天基到地基的信息系統，也必然要融入美國已與日本建成的反導網絡，從而實現信息的鏈接、融合、共享，形成事實上的作戰一體化，這將是美日韓三邊軍事一體化實際實施的始端。不僅如此，“薩德”系統在韓國部署，將使韓國在軍事上開始融入美日體制，美日也趁機在政治安全上拉近與韓關系，使韓國不由自主地走向安全完全依賴于美、同美日協作的道路。在這種大戰略背景下，韓日在歷史和領土上的爭議必然會降調，韓日矛盾也會緩解，東北亞地緣格局也將改變。因此，未來美國必將把更多的國家納入其亞太反導系統，以此為抓手推動建立多邊軍事安全同盟體系。   國際制度控制   國際秩序是基于一定世界格局形成的國際行為準則和相應機制，主要包括國際規則、國際協議、國際慣例和國際組織等。美國建立和保持世界霸權的方式和途徑與以往歷史上的霸權國家有本質不同，以往帝國維系霸權的方式往往是分別直接針對對象國采取單邊控制，世界霸權以霸主與諸多國家之間雙邊的主導與服從關系方式體現。而美國則通過其主導建立的國際制度和對國際秩序的控制，實現對各國和國際事務的控制與主導。其管控世界的思路不是直接控制某個具體國家，而是通過規則網絡控制國與國在政治、軍事、貿易、金融、科技、文化等重要領域的行為和交往渠道。因此，美國是一個依靠制度力量維系的“帝國”，或者說美國霸權是一種制度性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