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如此困境，西方各國政府又紛紛拾起凱恩斯主義，試圖通過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有效地解決全球性經濟衰退問題，重新實現資本主義經濟的持續增長。然而，事實卻是，金融危機爆發后，盡管西方各國政府紛紛加大了對經濟的干預力度，但仍無法使資本主義經濟擺脫長期蕭條的陰影，不僅沒有創造出民眾期待的就業增長和收入增加，反而進一步加劇了廣大民眾的貧困程度。2007年，美國的貧困率為12.5%，到2010年提高到15.1%。不僅如此，由于各國政府紛紛加大了對經濟的干預力度，紛紛出臺各種“救市”計劃，使得資產階級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2008年，冰島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684%；2011年日本的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230%，希臘為163%、意大利為120%、葡萄牙為107%、愛爾蘭為105%、美國為103%。金融體系的崩潰及政府債務的不斷攀升，導致一些國家的政府陷入債務危機之中，甚至一些國家瀕臨破產的邊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沒多久，冰島就率先蒙上了“國家破產”的陰影。之后，隨著全球經濟不景氣的蔓延，瀕臨“破產”的國家越來越多，希臘、阿根廷、意大利、委內瑞拉、烏克蘭、埃及、伯利茲、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亞、馬達加斯加、摩爾多瓦、瑙魯、哈薩克斯坦、拉脫維亞、俄羅斯……

總之，無論是傳統的自由主義理論，還是凱恩斯主義理論，還是新自由主義理論，都無法從規律性的角度解釋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根本原因及其爆發機理，無論在理論觀點上還是在政策主張上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或漏洞。在理論上，它們都無法從深層次性上解讀和剖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的深層原因和根本原因，它們只能針對資本主義發展的一些現實問題做出一些表象式的解釋和分析，它們只能解釋一事，不能解釋全面；只能解釋具體，不能解釋一般；只能解釋一時，不能解釋長久；只能解釋表面，不能解釋深層；只能解釋偶然，不能解釋必然；在政策上它們開出的“藥方”也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止痛劑”，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從根本上剔除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病灶”。面對一次又一次日趨嚴重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自信一次次地被打破。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制度性危機，它粉碎了資本主義制度不朽的“神話”

爆發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無論是在危機的具體表現方面，以及在引發危機的具體原因方面，還是在危機的具體傳導機制方面，都與以往的經濟危機有所不同。以往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主要是發生在實體經濟領域，而此次金融危機主要發生在金融領域；以往的經濟危機多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的“商品銷售困難”，而此次金融危機更多地表現為有效需求旺盛的“透支消費”；以往的經濟危機更多地表現為實際物質財富的過剩，而此次金融危機則更多地表現為金融衍生品的過度繁榮。若從危機的本質表現和根本原因分析，此次金融危機和以往的歷次經濟危機并無不同。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從本質上講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指出：“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②雖然，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具體表現有所不同，但其本質一直沒變，都是生產過剩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各個方面的表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經濟危機的主要表現是商品剩余，商品價值的實現困難。后來，隨著資本積累的不斷擴大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日趨激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逐漸表現為商品過剩、人口過剩與資本過剩并存。危機爆發時，不僅大量工廠停工減產，大量商品賣不出去，而且大量工人失業，成為產業后備軍。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表現更加復雜化，不僅表現為實體經濟的商品過剩和人口過剩，而且更多地表現為信用過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