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的每一個歷史關頭，黨組織都幫助黨員通過理論學習解疑釋惑，進而激發了黨員參與黨內事務的熱情，使黨員在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的每一個歷史時期都能夠沖鋒陷陣，充當時代先鋒，從而保持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
【關鍵詞】黨組織 黨員 政治關心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在注重自身建設的同時注意關心黨員在政治上的成長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黨在領導工農運動的歷史洪流中，基于黨員隊伍激增與現實斗爭的需要，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上通過的《宣傳問題的決議案》中提出“對于黨內的鼓動也要特別注意。這種鼓動應當使全體黨員，從下至上都參加積極的政治生活”。“黨員自己的階級覺悟應當不斷提高，這是黨的勝利的唯一保證。每一個黨員不但自己應當能為黨的政策而奮斗，發展黨的勢力到群眾中去。”這是中國共產黨比較早的注重自身建設的同時，注意關心黨員在政治上成長的突出表現。
黃埔軍校建立后，由于缺乏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周恩來被推薦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非常重視對黨員的政治關懷，強調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作為黨和軍隊政治工作的創始人，周恩來開展了一系列富于創造性的政治工作，取得了第一次東征的勝利。毛澤東1937年10月25日在同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對此給予高度評價，“那時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組織新制度的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
當然，那時黨組織關心黨員的機制并未形成，仍然存在對黨員關心不夠的現象，特別是在極端艱苦的戰爭環境下，一些曾經犯了“左”、右傾錯誤的干部不注意關心黨員在政治上的成長。例如陳獨秀面對共青團中央書記任弼時批評時，竟粗暴地當面將意見書撕毀；瞿秋白作為臨時中央的書記，曾經錯誤地對南昌起義領導人周恩來和湘東贛西秋收起義領導人毛澤東給予政治紀律處分。李立三與王明更是變本加厲，對黨內同志實行“一言堂”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上述錯誤做法給中國革命造成極大的損失。正是在同“左”、右傾錯誤做法的斗爭中，在毛澤東思想從萌芽到形成的過程中，黨組織關心黨員的機制逐漸形成。
三灣整編進行思想整頓，堅定黨員和官兵的革命信心
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帶領工農革命軍南下途中，面對起義黨組織嚴重不純、思想混亂、政治工作薄弱以及軍閥作風等現象，在三灣進行了整編。三灣整編的主要內容是思想整頓與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一方面講明發動起義的目的和意義、以及新型人民軍隊的性質和任務。另一方面就是通過大會演講、小會座談和個別談心，堅定黨員和官兵的革命信心。毛澤東當時還有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我們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們這塊小石頭總有一天會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的。中國有句老話：‘萬事開頭難。’要革命嘛，就不能怕困難，只要我們咬咬牙，挺過這一關，革命總有出頭的一天。”組織整頓就是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三灣整編極大地鼓舞了官兵的革命斗志。
在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贛南閩西根據地的斗爭中，針對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主管中央軍事的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給紅四軍發來了“9月來信”，提出了糾正紅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有效方法。根據中央“9月來信”精神，紅四軍于1929年12月召開第九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大會決議案》，其中一部分收入《毛澤東選集》，即《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古田會議決議批評了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主義思想等錯誤思想。決議強調要教育黨員懂得組織的重要性，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貫徹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自覺遵守黨的紀律，堅決執行黨的決議，增強黨的觀念。決議還對如何健全黨的組織，提高黨員素質，加強黨的組織性、紀律性和黨的組織生活，都提出了具體要求。在貫徹古田會議決議的過程中，毛澤東還結合在艱苦環境下干部黨員與戰士中產生的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慮，寫下了著名長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長信不是武斷地批評，而是用詩一樣的語言鼓舞戰士們對革命前途要充滿信心，“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在紅軍長征途中，面對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中共中央教育黨員和指戰員必須具備高昂的革命斗志、英勇的獻身精神和堅定的理想信念。1935年5月2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于支部工作的訓令》，號召全體共產黨員，為了克服目前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必須用隨時隨地以身作則的模范作用去影響群眾。《訓令》還對黨員提出了三項要求：“對黨員深入進行形勢任務和前途教育”；“發展黨團組織，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各支部要把黨員的黨性教育和發揮其模范作用作為主要任務”。正是由于黨組織特別在政治上關心黨員，同時強調發揚紅軍的階級友愛精神，中國紅軍不僅譜寫了黨員爭先恐后搶渡大渡河與飛奪瀘定橋的壯烈篇章，而且書寫了全軍上下扶危濟困、助人為樂的不朽詩篇。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提倡加強共產黨員的修養，以增強共產黨人戰勝困難的自覺性
抗戰時期，毛澤東率先發出“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號召共產黨員沖向抗日最前線。在極端艱苦、復雜的戰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提倡加強共產黨員的修養，以增強共產黨人戰勝困難的自覺性。
1937年9月，毛澤東寫了《反對自由主義》一文，提出：作為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斗爭”，“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1939年和1944年，為了紀念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和共產黨員張思德，毛澤東作了《紀念白求恩》和《為人民服務》兩篇著名演講。在《紀念白求恩》的演講中，強調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白求恩精神，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在《為人民服務》的演講中，毛澤東提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一著作中，著重強調了共產黨人要發揚階級友愛精神，“他們對于自己階級中的兄弟和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具有偉大而忠誠的友愛、熱情和同情心，具有偉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團結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陳云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演講中，對黨員提出了六項要求：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百折不撓地執行決議；做群眾的模范；學習。毛澤東、劉少奇、陳云的上述論述成了當時革命隊伍團結友愛、奮發向上、戰勝敵人的強大精神動力，同時黨組織關心黨員的機制也在革命實踐中不斷確立。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黨組織對黨員的關愛進一步升華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為了做一個合格的執政者，1950年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在全黨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以提高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整風運動結束后，中共中央決定用3年時間進行整黨，其中用1年時間進行怎樣做一名共產黨員的教育。1953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斗爭》的報告，會議接受了劉少奇關于黨員標準的建議，形成了《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和《發展新黨員的決議》。決議提出要使所有的黨員都明白做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正是這些標準讓絕大多數黨員不僅過了土改關，并且帶頭進行三大改造，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
在即將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之際，中共八大適時召開，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中，要求加強對新黨員關于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教育，在全體干部和黨員中反復進行全心全意為人民的服務教育。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突出強調了執政為民的理念。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同每一個共產黨員默默無聞的奉獻連接在一起的。當然，共產黨員的奉獻精神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長期關心黨員的一個結果。
進入新世紀以來，面對國際風云變幻與國內社會矛盾叢生，中共中央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先后提出了“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論斷。特別是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黨內激勵、關懷、幫扶機制，關心和愛護基層干部、老黨員、生活困難黨員”。這一建議就使黨組織對黨員的關愛升華到一個新的層面。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突出強調加強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教育，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在處級以上干部黨員中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基礎上，又將“關鍵少數”拓展到全體黨員，在全黨開展“學習黨章黨規、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做合格黨員”，即“兩學一做”的學習教育，其目的在于“進一步堅定全體黨員的理想信念，提高黨性覺悟”；“進一步樹立清風正氣，嚴守政治紀律政治規矩”；“進一步強化宗旨觀念”，勇于擔當作為，在生產、工作、學習和社會生活中起先鋒模范作用。
總之，由于中國共產黨始終注意對黨員在政治上的關心與愛護，使得全體黨員能夠在革命、建設與改革開放的每一個歷史時期都能夠沖鋒在前，從而保持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責編/潘麗莉 美編/李祥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