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后，美俄關系逐漸走向下坡路。美國指責俄羅斯國內人權問題，并在二十國集團圣彼得堡峰會期間拒絕與普京總統會晤，以此回擊俄羅斯為斯諾登提供臨時庇護。美俄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分歧加重，在是否繼續制裁伊朗問題上開始出現分歧。美俄關系在2013年開始明顯降溫，2014年3月的克里米亞危機則將美俄關系推向新冷戰的邊緣。克里米亞危機之后，美國抵制在俄羅斯索契舉行八國集團峰會，隨后七個成員國易地舉行七國集團峰會，暫停俄羅斯在八國集團的成員國地位。不僅如此，西方各國在索契冬季奧運會期間冷落俄羅斯。除了外交上對俄羅斯施壓，美國還協同歐盟先后于2014年3月、4月、7月對俄實施三輪嚴厲的經濟制裁，逐步擴大對俄人員、金融、公司和能源產業的封鎖，迄今制裁仍未取消，直接打擊了俄經濟基本面。更重要的是，美國率領北約成員國展開針對俄羅斯的“大西洋決心”行動（Operation Atlantic Resolve），在愛沙尼亞、立陶宛、波蘭、捷克等國組織軍事演練，涉及科目非常寬泛，甚至派重裝部隊參與，旨在提升北約的戒備狀態，重新強調《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集體自衛原則。以克里米亞事件為契機，美國在歐洲扎實推進北約及其盟友伙伴的安全、軍事能力建構，而東歐國家也由過去的模糊、曖昧狀態，開始主動向歐盟和北約靠攏。奧巴馬政府將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轉向亞太，需要盟友替美國分擔責任和壓力，克里米亞危機事實上起到了激活北約集體防務的作用。另外，美國加大了對烏克蘭的軍事安全援助，派出顧問協助烏改造防務機構。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長卡特2016年5月中旬宣布在羅馬尼亞啟動反導系統，美國在波蘭的反導基地也破土動工，預計2018年完工。美國涉及歐洲反導系統建設的有關舉措名義上是為了防范“來自伊朗的導彈威脅”，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推進的是美國的全球導彈分層攔截能力，削弱的是俄羅斯對歐洲的戰略威懾能力。本來，面對俄羅斯的極力反對，美國還有些顧忌，但克里米亞危機后，美國不再顧忌俄羅斯的反應，對俄步步進逼。經歷克里米亞危機之后，美俄關系滑向真正的“新”冷戰狀態。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俄能否終結“冷戰”博弈？

回顧1991年迄今的美俄關系發展歷程，可以發現美俄關系幾乎陷入了一個宿命般的循環。如果將冷戰結束之初美俄短暫的蜜月時期單獨考察，1993年迄今的美俄關系大致與克林頓總統、小布什總統和奧巴馬總統的各自兩個任期重疊。期間，美俄關系總體呈現出“高開低走”的趨勢，并且每隔8年一個循環。美俄關系常常從樂觀預期開始，啟動多種外交安全議題合作，然后逐漸轉冷，并最終進入階段性低谷。

冷戰結束迄今的25年中，美俄合作和對抗的問題領域大致沒有顯著變化，最重要議題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是戰略軍事領域。這包括美俄如何履行在冷戰時期達成的各項軍控、裁軍協議；雙方能否以及如何談判未來的核武器裁減；美國如何研發并部署導彈防御能力；俄羅斯如何應對美國導彈防御能力發展對美俄戰略穩定的沖擊等。第二是地區安全架構的建構和發展。即俄羅斯和北約將形成何種關系；北約東擴能否照顧俄羅斯的戰略地緣利益；歐亞大陸的安全架構是否依然延續冷戰時期的北約主導形態，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針對俄羅斯的意圖愈發明顯；或者歐亞大陸能夠建構包容俄羅斯的新的地區安全機制，美國主導的西方與俄羅斯實現戰略和解。第三是各地區安全議題的處理是否能夠尊重俄羅斯的利益，照顧俄羅斯的需求，并且允許俄羅斯參與并且有決定權，這些地區安全議題包括但不限于中亞、東歐、波羅的海、中東以及東北亞等。第四是美國在事關俄羅斯內政以及周邊重大地緣利益問題上采取何種態度，是否依然延續塑造、改變、影響俄羅斯的內政外交的沖動和野心，美俄在這些問題上能否做到相互尊重。

美國對上述四大類問題的態度、政策和行為決定著美俄關系的基本狀態，同樣，俄羅斯在上述問題上的態度、政策和行為反過來影響美國的對俄政策。過去25年中，當美俄兩國領導人有強烈改善美俄關系的政治意愿，并且愿意照顧對方重大利益關切的時候，美俄就能夠在核問題、導彈防御問題、北約東擴問題、地區安全議題上展開有效合作，并且俄羅斯內政問題不至于掣肘雙邊關系。反之，當美俄在任何一類問題上的分歧無法彌合時，單一分歧會擴散并影響美俄在其他三類問題上的合作。

冷戰雖已結束20多年，但冷戰的遺產仍然持續存在，這包括北約并沒有隨著華約解散而解散，反而不斷擴大成員國，并將觸角伸到俄羅斯領土外圍；俄羅斯所持有的傳統領土觀念以及在周邊領土爭議問題上的行為，讓美歐等國聯想起冷戰期間蘇聯的類似行為。在地區安全議題上，美國更喜歡以冷戰勝利者的姿態自居，不愿意尊重俄羅斯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發言權和決定權，且其政策損害俄羅斯的傳統外交、安全、軍事和經濟利益。美國對俄羅斯內政的批評指責也令俄羅斯深度懷疑美國的戰略意圖。這些問題如果無法解決，美俄關系跌宕起伏、時冷時熱的宿命難以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