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托利在美國學界最早被人關注并非是其民主理論，而是以政黨研究著稱，他認為，政黨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物

當人們談論民主理論時，薩托利的著作至今仍是頗為重要的理論資源。然而，對于薩托利的政黨研究，知之者就顯得不多。實際上，薩托利在美國學界最早被人關注并非是其民主理論，而是以政黨研究著稱，他關于西方政黨的制度研究取得豐碩成果。薩托利對民主與政黨制度的研究，有著內部的延續和邏輯的一致，他對自由民主的擁護，使得他必須關注代議制民主中政黨的本質與功能，以及何種政黨體制有利于自由民主的鞏固。

十七世紀以降，政黨開始在歐洲逐漸興起，并擺脫了過往對其的指責——政黨或派系被認為是城邦與國家瓦解的根源。政黨作為重要的政治工具，在現代國家政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且逐漸制度化。它作為一種無可替代的政治參與工具，是公民參與政治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反映了現代政治的社會化。如果說二十世紀是民主勝利的時代，那么政黨政治則是現代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無政黨，無民主”。由此，政黨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政黨類型，對政黨的研究也逐漸增多。但是，學界長期忽略了一些根本性的政黨政治難題：政黨為何出現？ 為何會有如此多不同類型的政黨？政黨政治與自由民主有著何種關系？這些問題的忽略，傳達出來的是政黨理論研究的缺乏與滯后。類似于對民主理論現狀的不滿，由于認識到政黨理論研究的不足，薩托利開始了他對政黨及其體制的研究。

薩托利首先回答了關于政黨的一般理論問題，闡釋政黨如何及為什么出現、它們的功能及其與民主的關系。薩托利認為，理解現代政黨概念有三個核心內容：第一，政黨不是宗派；第二，政黨是整體的部分；第三，政黨是表達的渠道。通過對“政黨”概念的詞源學考察，薩托利首先區分了宗派和政黨的不同，并粗線條地勾勒了西方社會自近代以來對政黨的態度的演變過程。這一演變的趨勢是從把政黨當作宗派而拒絕到為政黨政治的必要性提供理論辯護，政黨自身也由貴族化走向平民化，符合現代民主、自由、平等的潮流。在這一過程中，政黨是作為現代政治的產物，政治思想家們逐漸把政黨與合法性、多元主義等問題聯系起來，并且試圖說明開放的、多元的現代社會需要政黨，無論是一黨還是多黨。

薩托利運用部分與整體的分析框架來分析政黨的類型。他把政黨分為兩大類型：作為部分的政黨與作為整體的政黨。作為部分的政黨，它們成為政黨體制的一個次體系，服務于多元利益，成為利益組織、互動、表達自身的機構。總之，作為部分的政黨表達著多元利益，成為服務多元整體的工具。

從理論上闡釋清楚政黨的概念、功能之后，薩托利用政黨數目、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態距離和是否允許平等競爭作為主要坐標，區分了九種不同類型的政黨體制，力圖覆蓋各類國家和地區，從而大大拓展了政黨研究的領域和政黨制度的可比性。在他之前，許多研究者依據政黨數量將政黨制度簡單化為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三種類型。薩托利對政黨體制的類型學劃分中，尤以對黨國體制有著精彩論述。延續此前的部分與整體分析方法，他指出，區別于多元民主社會下的部分論的政黨競爭體制，黨國體制背后蘊藏的是一種整體論的政黨觀，單一政黨不再是整體的部分，“單一政黨可以被看作是國家的復本”。受限于語言的貧乏和詞語使用的習慣，“國家體制”常被稱為一黨體制，政黨的作用不在于服務社會和承認利益多元，而是服務于國家。

薩托利的政黨理論不僅解釋了現代民主的多元和競爭性，也能夠解釋非西方式民主國家中的政黨政治，具有普遍的解釋力。當1976年《政黨與政黨體制》一書出版后，此書其后在多個國家一版再版，經久不衰，被視為是關于政黨理論研究的經典之作。2006年，《政黨與政黨體制》由商務印書館在中國出版，薩托利的政黨理論研究為中國讀者理解現代政黨政治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文本。薩托利在其政黨研究中提及了中國的政黨政治，并提出一些論斷，但是受限于他的民主理論信念和預設，使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政治未能抓住關鍵之處，存在著理論上的偏頗。對于中國政黨政治的理解，特別是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解，未能作深入的研究。

斯人已逝，但其對民主的信念卻遺留于世。薩托利終其一生關注著現代民主的觀念及其建構，對政黨及政黨體制的研究不過是民主制度建構的重要內容。他的著作與文字展示了他對現代政治生態與政治理論的關注，這既是源于他年輕時的納粹政治經歷，也源于他對政治學理論研究存在的不滿，他既不滿于現代政黨基本理論的不足，更不滿于“民主”概念的分歧所導致的思想混亂。雖然薩托利很少關注、參與到現實公共生活之中，但是晚年的他，顯然不再滿足于久居學術研究的象牙塔中，而是涉足到現實的政治生活中。2002年，作為政治評論家、專欄作家的他，與文化界人士發起組織“自由與公平聯盟”，以此反對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對意大利公平、平等選舉政黨政治的腐化。

由于薩托利對于理想自由民主的幻想，對于現實生活中諸多社會不平等的忽視，使他的民主和政黨理論忽視了現實政治生活的諸多不利民主的因素。進入新世紀以后，西方學界掀起了對代議制民主，更準確說是對選舉民主和競爭民主的不滿，認為選舉、政黨競爭是造成西方民主合法性危機的根源之一，協商被看作是彌補西方代議制民主與政府的一劑良藥。與此同時，歐洲政黨競爭越來越出現極端型的意識形態爭論，左與右之間存在著不可妥協的鴻溝，這不僅加劇了多元社會的分裂，也造成了民主政治的斷裂。上世紀六十年代，薩托利面對處于亂麻中的民主，用其最杰出的頭腦澄清民主的概念；面對新世紀處于十字路口的西方民主，不知這位二十世紀著名的民主理論建筑家將如何看待，又將如何在混雜與歧義的民主觀中認知民主。

（作者系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