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必刻意追求領導地位

這里還涉及世界事務中的“領導”問題。領導作用或領導地位在英文中是“leadership”，在漢語中，“領導作用”的語氣比英語中似乎要強一些。領導作為一種行為和現象普遍存在于人類事務的各個領域中。而國際領導究竟意味著什么，需要進行細致的分析。

學者約翰·艾肯伯里認為，“領導是運用權力來統籌指揮集體的行動進而邁向一個共同的目標”，⑦這其中包含著領導者設定一套共同目標或原則的能力，以便一組國家能夠以一致或協調的方式來界定并追求它們的利益。他還把領導分為結構性領導、制度性領導、情境型領導三種類型。學者陳志敏等把國際領導界定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個或多個行為體通過關鍵性影響力的運用，引領和推動國際體系的成員實現特定目標的行為和過程”。⑧他們認為中國不應追求單邊支配性的、自利的、強制性的和包辦性的國際領導，而應堅持走集體協作的、共進的、吸引性的和賦權性的協進型國際領導路線。

這些都可謂精當之論，說明在美國學者較早研究了國際領導問題后，中國學界也已注意到并已開展研究。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還不是一個全球領導者（global leader）。一般性地這樣講，是并不錯的。但仔細推敲，筆者以為很難斷然地說是或不是，“有”領導或“無”領導。任何國家成為一個國際領導者，都是一個過程，且可能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前已述及，從美國成為領導者的過程看，在很大程度上是兩次世界大戰把它推上世界巔峰的。在這一過程中，可能會經歷波折。如果戰略失當，甚至出現進程的中斷，也不是沒有可能。比如臺灣問題的存在，對于中國就是一個關鍵性的隱憂。這一問題如果失控，其后果難以想象，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極大的耐心和高度的智慧。決定一個進程能否順暢，根本上還在于國內改革和建設能否持續而穩健地展開。國家建設成功了，才會具有吸引力，并有能力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這是國際領導的一個必要條件。

國際領導未必只由某一個國家承擔，它可以是共同承擔或分擔的。共同的承擔也未必是固定的組合，而可能有不同的組合。國際領導也未必是全方位的，而可能是部分的、分領域的。從過程看，它當然更是漸進的。

自然，規模較大、國力較強的國家更有可能和能力承擔起領導責任。問題在于，這些較大的國家不總是一條心，它們有時一致，有時不一致，在這個問題上一致，在另一個問題上不一致。于是必然要經過各種互動、溝通、折沖、談判乃至較量，從而成為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

當民粹主義甚囂塵上、英國公投選擇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中國領導人在2017年初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出響亮的聲音，針對逆全球化現象，指出全球化是一個客觀趨勢，對于世人來說，不是要不要全球化的問題，而是順應和趨利避害的問題，應發揮好其正面效應，使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的人群能夠普遍獲益于全球化。這一演講，在世界面臨向何處去的當口，表達了人們的普遍心聲，是一種思想的引領。作為一個在世界上有份量的國家，中國有責任、有必要發出這樣的聲音，發揮這樣的引領作用。這樣做，昭示了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從各方面的反響看，基本是積極和肯定性的。

對中國來說，并沒有必要刻意追求作領導。作領導是要為眾人（國）提供公共物品的，才能得到各方的認同和支持，而且做事要公正，否則缺乏公信力。再者，若本來就不具有領導的能力或條件，爭也沒有用。反之，若真有這種條件，不用自己去爭，他國會自然要求你發揮作用。這本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當實力和影響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領導可能就呼之欲出了。這時若不想發揮作用，有可能被認為不負責任了。這也許是最自然的發揮領導作用或成為領導者的時候，但仍然不是為了作領導而領導。正如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所經常見到的那樣，一個人出于對權力、地位的向往或為了某種抱負而一心作領導，等到作了若干年領導后又感覺不勝其煩，于是成為一種“圍城”現象，外邊的人想進去，里邊的人想出來。個人如此，國家亦然。真的做了領導者，也許會感到“高處不勝寒”。⑨

中國曾經有過想作領導的時候，但那已被歷史證明是一種虛幻。重新睜眼看世界后，中國認識到大力進行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是當務之急，否則一切無從談起，于是又從云端回落到地面，重新腳踏實地地發展經濟。鄧小平告誡發展才是硬道理，“到那時才有資格”談論一些事情。1989年，世界局勢大變，一時似乎黑云壓城，鄧小平又告誡要韜光養晦，不扛旗，不當頭，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當中國在大變局中穩住了陣腳后，鄧小平到南方視察并發表重要談話，中國改革開放出現了新的局面，經濟總體上保持了快速健康發展勢頭。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門先后回歸祖國，國家統一事業取得重要進展。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經濟總量先后超越七國集團中的意大利、法國、英國和德國，到2010年又超越日本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此時的中國一定程度上已具有鄧小平所說的“資格”了。但即便如此，未來中國也應追求一種共享型的領導，強調領導權的共擔、責任的共擔、成果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