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發生深刻變革。盡管西方還處于國際體系的核心位置，但由中國引領的新一輪全球化進程正在成為推進全球治理轉型的關鍵力量。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必將開始塑造和影響全球化，這種“再全球化”進程超越傳統全球化模式局限，將“二元格局”演變成“三元格局”。

【關鍵詞】全球治理  中國崛起  “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引領的“再全球化”進程，轉變為多元包容的共生網絡

“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對全球化進程的改革，以及這種改革所產生的模式升級與擴容效應。傳統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圍”經濟結構為基礎，發達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的工業制成品與原材料貿易所造成的“剪刀差”是構成全球化不公平的根源之一。而當新興國家全面崛起，中國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全球化的“二元格局”將演變成“三元格局”：即發達國家－新興國家－外圍國家相互聯通的狀態。這種三個世界的互聯互通將超越高層全球化與低層全球化的對立，縮小中心－外圍之間的等級差距。

首先，再全球化的動力由傳統大國轉向新興國家，西方大國的全球化參與能力與意愿下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陷入不同程度的孤立主義泥潭之中，自顧不暇。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對全球秩序的參與度越來越高，這種“一降一升”給了全球化新的動力。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在2008年前后異常明顯，這些國家曾經長期處于全球化的邊緣或半邊緣地帶，如今開始走向舞臺中央。

其次，新興國家通過主動供給公共產品，發揮全球治理的橋梁作用。中國當前世界級的經濟規模與貿易體量，對全球政治將產生深刻而廣泛的影響。2013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2013-2016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0%左右，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居世界第一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出口市場。同時，中國作為最大的新興國家，其在可預見的未來，將為世界創造巨大經濟動力，同時也將孕育一個超級中產階級消費市場。這種來自國內的消費需求與中國走向全球的步伐同步，將在全球創造一種“中國消費者支撐外國經濟”的現象。近年來，中國成為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支持者，這都基于中國過硬的整體實力。2014年8月，習近平主席出訪蒙古國時明確表示，“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我們都歡迎”。2017年初，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說，“中國為我們帶來了陽光，使我們對未來更有信心”，而此時，美國及其伙伴國正忙著“砌墻”將全球化擋在門外。時至今日，全球實力最強的霸權國越來越不愿意承擔責任，新興國家則成為了全球治理的活躍者。

最后，再全球化倡導包容性哲學，反對零和式、等級式國際關系競爭。在21世紀，霸權國不能簡單的靠實力取勝，以及奉行強制支配邏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2012年發布的《全球趨勢2030》報告中明確宣稱：“到2030年，沒有國家將是霸權國家。個人賦權、權力在國家之間的轉移，以及權力從國家向非正式網絡的分散，將是影響深遠的”。自十八大以來，中國國際秩序觀從被動應對為主，開始轉變為主動經營。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概念，均是以包容的儒家思想為底蘊，展現出中國推進再全球化方式的開放性、柔和性與務實性。構建包容性的再全球化，需要一種新型的關系性互動模式。“互聯互通”目標是有限的、可控的，戰略姿態是克制的，重在發揮中國的真正優勢，以包容、融合、聚合化解封閉、排他、陣營，彰顯的是“東方智慧”。

“一帶一路”倡導的互聯互通思維，將開創全球治理新模式

失衡的全球化面臨修復，亟需一個平衡和包容性發展的全球化新階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秉持包容性發展的理念，強調推動全球化更加平衡和包容性發展，通過實施“一帶一路”倡議，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和進步。“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了全球化的多樣性，擺脫了簡單全盤復制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開啟了更加多樣性的經濟發展、文明進步的方式。舊的全球化模式，過度依附西方國家，缺少新興國家的貢獻與元素。在西方強勢的經濟與文化優勢面前，全球化成為了一種單向的流動：資金技術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而人才與紅利則從世界各地匯聚于發達國家，這種不對等的收益格局，讓發展中國家難以展現比較優勢。而“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共商、共建、共享”讓每個國家都有參與建設、發揮優勢的機會與平臺，構建的是一個更加公正的、多中心的全球化。

首先，從運作模式上看，“一帶一路”倡議是完全開放的“零門檻”松散網絡。與傳統的封閉式俱樂部合作機制不同，“一帶一路”主張自由參與，不限制具體數量與參與者的意識形態、政治體制、發展道路等差異，而且致力于分散地緣政治風險促進區域和諧與交融，極力反對傳統大國所慣用的地緣戰略思維。中國堅持認為，沿線國家只要對中國的倡議感興趣有需要，就可以積極響應，任何合作只要建立在相互良好意愿上即可，沒有嚴格復雜的規則協議，更沒有相對固定封閉的會員身份制約，這是歷史上第一個意義上的“共商、共建、共享”，哪怕是相互之間存在矛盾與沖突的國家，也能在這個大倡議下暫時擱置沖突進行雙方互利的合作。由此，參與國在平等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激發自身主體意識與參與熱情，任何矛盾與沖突都可以通過協商統籌的方式解決，讓每一個參與其中的國家都能有收獲。與美國主導的規則治理不同，它關注的互動本身以及互動進程，結果并非決定性的。

其次，從領導機制上看，“一帶一路”沒有固定的中心，鼓勵自下而上的賦權式領導。這種領導方式基于主權平等與多樣差異的基礎，主張區域內的任何解決方案都需要尊重當事國政策和選擇的優先性，反對強制性領導與外部強加的融合。傳統的全球化規則建立在理性的機制之上，隱含的是競爭取勝邏輯，即各個國家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據有利位置必須要爭先恐后的競爭，集中自己的資源來擴大自身利益范圍，而不用去考慮對別國以及區域利益的影響。中國始終不走傳統強國的武力崛起之路，而是堅持和平發展。和平發展的關鍵是，避免零和式的發展競爭，在自身發展的同時需要帶動世界發展，為國際社會做貢獻。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中國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堅定不移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

最后，在合作策略上主張發揮比較優勢。毫無疑問，道路、橋梁、運河與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是未來10年亞洲經濟繁榮的基礎。而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具備顯著的優勢。一方面，中國的大型基建技術處于世界一流水平，建設大型工程的經驗豐富。另一方面，中國的技術成本與勞動力成本偏低，向外輸出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模式的比較優勢明顯。據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收益率顯著，分別達到了從20%到200%不等。“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基礎設施陳舊老化，道路交通不完善、電力供給不足、通信設施匱乏等問題，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可以為應對此類問題供給解決方案與跨區域公共產品。

（作者分別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副主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責編/高驪  谷漩（見習）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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