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衡量政府債務風險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負債率，即政府債務年末余額與當年GDP的比值，反映的是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總量承載政府債務的能力。評判債務風險特別是在債務危機中負有最后貸款人責任的政府部門的債務風險，不能僅從債務擴張的角度孤立地進行分析，還應該看其是否具有充足的償債保證，即當發生債務危機時，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去化解、“兜底”。伴隨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減速和不斷增大的下行壓力，有關債務風險加劇的擔憂越來越強烈。因此，對于中國政府部門債務風險的評估，首先需要從總體上進行把握，再從國際比較和資產負債比對視角進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國政府負債率水平相對安全，主權資產負債表較為穩健，總體債務風險尚在可控范圍之內。
【關鍵詞】主權國家債務 主權資產 融資風險 政府債務 資產負債表
【中圖分類號】 F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4.001
導言
近年來，在一些國家相繼發生主權債務危機或地方債務危機的背景下，國內外對中國主權債務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關注度日益提升。尤其是伴隨中國經濟的結構性減速和不斷增大的下行壓力，各類潛在風險逐步“水落石出”，趨于顯性化，有關債務風險加劇的擔憂越來越強烈。一些投行、評級公司紛紛發出疑問，中國會不會發生債務危機，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會不會失控？在我們看來，要評判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不單要從債務擴張的角度進行分析，還應該聚焦其可供應對風險的經濟資源總量，觀察其是否具有充足的償債保證，以評判當發生債務危機時，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去化解、兜底。這實際上就是資產負債表的視角。
國家資產負債表的主要功能，是依靠一系列處理數據的方法，用精心設計的理論框架，表列出整個國家的“家底”，并依托這一框架，揭示各經濟主體主要經濟活動之間的對應關系，借以勾畫一國經濟運行的機制。這套框架不僅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國家經濟的健康狀況，了解可能產生沖擊的來源及強度，而且，在危機期間，它可為政府探討對策空間提供基本依據。進一步對這些存量指標（有別于作為流量指標的GDP等）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比較其年度間變化，它還有透視一國多年經濟增長“累積效應”的功能。如果更深入地分部門考察資產負債結構、變動趨勢及其同其他部門的關聯，我們還可從存量視角對各國經濟的結構特點與體制特征進行解構，從而揭示發展方式轉型面臨的問題，啟示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
盡管對資產負債表等存量分析方法的關注只是在近年來驟然升溫，但在學術研究領域，編制、研究國家資產負債表已經有較長歷史。早在1936年，就有美國學者提出把企業資產負債表編制技術應用于國民經濟的構想（Dickingson and Eakin, 1936）。資產負債核算作為一種成熟的宏觀經濟核算方法，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作為此領域的開創性工作，Goldsmith等人曾編制了美國自20世紀初至1980年若干年份的綜合與分部門的資產負債表（Goldsmith and Lipsey, 1963; Goldsmith, 1982）。Revell（1966）試編了1957～1961年英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自1975年始，英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正式由官方發布（Holder, 1998）。在加拿大，以賬面和市場價值計算的國家資產負債表，從1990年開始編制。至今，大部分OECD成員國家都至少公布了不含有實物資產的金融資產負債表。
從國際比較和資產負債比對視角看中國政府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對于中國政府部門債務風險的評估，首先需要從總體上進行把握。為此，我們選取國際參照標準和比對目標，并引入資產負債表的分析框架展開討論。
政府負債率水平相對安全。衡量政府債務風險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負債率即政府債務年末余額與當年GDP的比值，反映的是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總量承載政府債務的能力。加總前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負債率水平，得到2016年末中國整個政府部門的負債率水平為38.8%。[1]國際上通常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設定的60%預警線作為參考標準，以此觀之，中國政府債務風險處于可接受的水平。并且，從國際比較的視角看，中國政府部門的負債率水平也低于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的水平。圖1將有關國家中央政府負債率、地方政府負債率與中國的情況進行了對比。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的政府負債率水平是所有比較國家中最低的，比OECD國家平均水平要低52.97個百分點；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負債率水平顯著偏低，比OECD國家平均水平要低62.68個百分點。相對來說，地方政府的負債率水平大體處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比OECD國家平均水平要高9.71個百分點。總體來看，中國政府部門的債務風險尚在可控范圍之內。即使將前述隱性準財政債務考慮起來，債務風險應也在安全區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