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脫貧是這個奇跡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中國扶貧開發規模之廣、難度之大，絕無僅有。中國的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7.7億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萬人，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3.1%，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累計減貧6853萬人，消除絕對貧困人口2/3以上，創造了世界減貧史上的奇跡，也為世界減貧事業提供范例，作出貢獻。

我國的扶貧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績，原因很多，但主要還在于政府的良治，也就是中國政府的頂層設計好、執行能力強、實施和治理運作能力良好。中國貫徹落實了有效的減貧政策，并在改革開放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很好地處理了公平與效率的問題。這些是對世界減貧事業有重要借鑒意義的中國經驗。

我國提出到2020年確保現行標準下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有序摘帽，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好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目前還有三千多萬人口，大部分分布在深度貧困地區。2017年6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講到：“脫貧攻堅本來就是一場硬仗，而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是這場硬仗中的硬仗。”從區域分布上看，深度貧困地區集中在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連片特困地區等區域，生存條件惡劣、致貧因素多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薄弱、村兩委成員能力弱、經濟發展長期滯后、社會文明程度低、人力資源水平低、生態環境脆弱。

深度貧困地區的特征可以概括為“兩高、一低、一差、三重”，其中“兩高”即貧困人口占比高、貧困發生率高，“一低”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一差”即基礎設施和住房差，“三重”即低保五保貧困人口脫貧任務重、因病致貧返貧人口脫貧任務重、貧困老人脫貧任務重。深度貧困地區致貧原因復雜，既有個體也有整體致貧等因素。因此，對深度貧困地區實行脫貧，需要深刻認識其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艱巨性、重要性、緊迫性，精準施策，扎實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

2017年6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提出：“古人說：‘病有標本’，‘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者，是謂妄行’。推進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需要找準導致深度貧困的主要原因，采取有針對性的脫貧攻堅舉措。”針對深度貧困地區較為共同的致貧原因，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八條要求：合理確定脫貧目標；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集中優勢兵力打攻堅戰；區域發展必須圍繞精準扶貧發力；加大各方幫扶力度；加大內生動力培育力度；加大組織領導力度；加強檢查督查。如何完整地理解這些內容直接關系到深度貧困問題能否順利破解。

合理確定脫貧目標

中央提出脫貧攻堅到2020年要實現“兩不愁、三保障”，并且提出既不能降低，也不要拔高。就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實事求是，不要好高騖遠，不要吊高各方面胃口。”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一些地區將政策進行不同程度地曲解。這些扭曲的執行又會帶來各種各樣的亂象。比如近期一些地區出現農民爭當貧困戶的現象，因當不上貧困戶出現上訪現象也時而出現。這與一些地方制定的扶貧標準好高騖遠有關，再加上個別政策設計欠周全，導致不少農民產生“不拿白不拿，白拿誰不拿”的現象。甚至在有些地方，貧困戶由于得到眾多扶持，其生活條件一夜之間遠遠超過了村內的其他非貧困戶。如果貧困戶白拿的太多，付出又太少，大家就會搶著當，自然會產生新的不公平。一些地方給建檔立卡的貧困戶太多，導致有些農民即使脫貧了也存在不愿“摘帽”現象。比如在廣西百色就聽當地基層干部講，有些農村聽說檢查組來了就把家里的冰箱、彩電藏起來，為的是再繼續得到更多的補貼。尤其是在第三方評估時，貧困戶不如實申報，藏富不愿意脫貧并不是個案。

這方面新加坡對貧困戶的公屋政策值得借鑒。在新加坡，雖然居住者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但是通過建立公租屋，讓貧困買不起房的百姓在政府建設的公租屋里居住是一種很好的做法。其實我國的移民搬遷如果是完全由政府投資興建，也可以參照公租屋的形式，而不是完全免費分給貧困戶，否則大家都會去爭當貧困戶，以致于產生新的不公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基層扶貧不能大包大攬，應更多采取“以獎代補”“以工代賑”等激勵型制度，不能“一刀切”地實行“誰窮獎誰”。只有實現了“有付出才有收獲”，從“輸血”到“造血”的轉變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