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3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關于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此次個人所得稅（以下簡稱“個稅”）改革，不同于以往的“內部裝修”，而是一次“結構再造”，因此備受國內外廣泛關注。

稅收，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賦予財政以“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地位。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深化稅收制度改革。這是中央對改革目標的重新定位，也是對財稅改革的重新定位，更是我們觀察和思考本輪個稅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由此可見，稅收制度改革不僅僅是籌集財政收入，更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稅收如何才能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總的來說，就是要充分發揮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的各項功能，建設現代稅收制度。從經濟治理方面來看，稅收的功能包括財政收入功能、收入分配功能、資源配置功能和經濟穩定功能。從政治治理方面來看，稅收具有提高納稅人意識、加強對政府監督的功能。從社會治理來看，稅收具有促進社會和諧、提高社會參與的功能。從文化治理來看，稅收促進社會信用建設、提高人民法治意識的功能。因此，本輪個稅改革，不僅僅是對納稅人負擔的調整，更是全面建設和發揮經濟治理、政治治理、社會治理、文化治理等功能，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次改革。

現行個稅制度無法適應國家治理需要

我國現有個稅制度，建立于改革開放初期，不斷完善至今。其重要特點是分類課征，即將個人收入劃分為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生產經營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其他所得等11類收入，每類收入分別規定扣除標準和稅率。隨著個人收入的不斷增加，個人所得稅制越來越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分類征收，無法體現個人真實納稅能力，對收入分配的調節有限，甚至會導致稅負不公。而其優點在于稅制簡化，征收簡便，但卻存在功能落后的缺陷，目前世界上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中，實行類似中國的分類征收個人所得稅制的國家已十分少見。

第二，個人所得稅收入主要來源于工資薪金所得，勞動收入稅負相對較重。統計顯示，分收入項目看，各項在全部個人所得稅收入中的占比如下，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約占65%，勞務報酬約占3%，稿酬和特許權使用費不足1%，財產轉讓約占11%，股息、紅利約占10%，個體工商戶及承包承租經營約占7%。

第三，分類征收對征管要求較低，主要通過支付單位扣繳的方式征收。因此，工資薪金等方便扣繳的收入，征收率高，而沒有扣繳義務人，需要自主申報的項目，個人所得稅征收和繳納情況較差，納稅人稅收遵從度較低。例如，個人出租住房所得納稅額和繳納率較低，以及對年薪超過12萬的個人，納稅人自行申報不充分。

第四，自主申報率低，不利于納稅意識的培養。由于個人所得稅主要通過單位代扣代繳，廣大納稅人與稅務機構很少直接接觸，也很少直接申報納稅。雖然納稅人是個人所得稅的實際負擔者，但是由于并非通過其自己申報繳納，很多人對所負擔的稅收感覺不直接、不明顯。這不利于全社會納稅意識的培養和提高，也不利于納稅人對政府約束監督機制的建立。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稅收作為納稅人與國家間政治紐帶，作用十分突出。納稅人在國家和政府的事務決策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監督和決定作用。

第五，由于制度設計和征管技術等原因，個人所得稅漏洞較多，偷漏稅較為普遍，不利于社會誠信和法治文化的建設。例如，在工薪階層個稅由單位足額代扣代繳的同時，不少企業主以及收入來源較多的高收入者，往往有更多的渠道和途徑來規避繳稅，甚至偷逃稅款。這不僅不利于實現稅收公平，也破壞了誠信和法治環境，是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