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距今已經10多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西方發達國家采取了各種舉措，經濟曾一度回暖，但卻未徹底走出危機陰影。人們不得不思考：如何看待西方資本主義的“自救”？這個制度體系究竟有多大回旋空間？西方資本主義的“病”能否根治、如何根治？

一

自1825年第一次經濟危機以來，危機就與資本主義相伴而行。盡管經歷多次重大危機，但資本主義一再從中脫身，這表明資本主義有一套相對完善的自我調整和危機應對機制，反映出資本主義制度有較大的回旋余地和制度彈性。歸納起來，為了應對危機，資本主義通常表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制度機制彈性。

收縮。在主要體現為“需求不足”的危機（如1929年經濟危機）面前，西方資本主義通常會進行戰略性退卻，讓渡部分非核心利益來保存核心利益，從而延續制度本身。這種收縮通常以“需求管理”的形式出現。比如在所有制實現形式上進行妥協、構建福利制度體系乃至福利國家、引入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對經濟進行國家調控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這些舉措，緩解勞資沖突，平衡社會關系，保持資本主義運行環境的穩定，維護社會再生產的外部條件，保證剩余價值的順利實現。

擴張。在主要體現為“供給不足”的危機（如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面前，西方資本主義的主要應對策略是戰略擴張。首先是在物理空間上進行擴張。對內強化資本力量、壓縮勞工空間，減少調控、放松監管；對外強力輸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和價值觀念。列斐伏爾在《資本主義的幸存》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沒有滅亡就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空間上的無限擴張性和自我突破性”。其次是在抽象空間上的擴張。即不斷開發出新的資本實現樣態，如具有金融屬性的房地產業是社會空間的資本化，社會媒體產業是人際交往的資本化。在未來，資本邏輯可能借助高度發展的科學技術，進入人類自身生產的領域，帶來人的生產的資本化。再次是在時間上的擴張。比如以信用為基礎，大力發展金融資本、虛擬經濟、借貸經濟，鼓動消費者通過按揭、無抵押貸款、信用卡等方式進行透支消費，使得資本主義消費向未來擴張，在當下實現本來只能在未來實現的剩余價值。

轉移。轉嫁和輸出危機是西方資本主義應對危機的常用手段。在當代，危機的轉移相對以前更加隱蔽。一是向本國人民轉嫁危機。不同于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大規模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資和待遇，在當代，危機的損失更多由資本主義國家隱性轉嫁給人民。例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西方一些國家用納稅人的錢救助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讓廣大民眾為金融家瘋狂投機造成的惡果買單。二是向外部輸出危機。不同于以前戰爭的方式，當代西方資本主義轉嫁危機更多采取隱蔽的金融方式，憑借金融霸權，把危機輸出到全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輸出的危機不只是經濟危機，還有生態危機等。如以資源再利用的名義向發展中國家傾倒垃圾，將生態危機轉移給這些國家，自身則一勞永逸地免除大量垃圾帶來的環境污染。

二

在上述制度機制彈性作用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得以延續，但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和回旋空間是有其限度的。

收縮的限度。資本主義的收縮往往會觸動現有大資本利益集團的利益，限制資本增值的動力，從而影響到資本主義的活力，因此西方一些平衡利益和社會關系的舉措，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想通過習慣、法律等等從外部給生產設置限制”，但是，“正因為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為的，所以必然會被資本推翻”。

擴張的限度。一些西方左翼學者清醒看到了資本主義擴張的另一面。哈維指出，資本主義能夠以“時空修復”即通過時間延遲和地理擴張來緩解危機，但“新一輪的時空壓縮充滿著的危險，跟它所提供的在特定場所生存的可能性和解決過度積累的問題的可能性一樣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在物理空間向全球擴張，會遇到地球地理和資源環境的限度，如梅扎羅斯所說，“‘先進的’資本的生產時間對環境的災難性沖擊，趨于導致社會新陳代謝再生產的基本條件的徹底毀滅”；在時間上擴張，其限度是信用惡性膨脹必然帶來的泡沫破滅；在實現樣態上擴張，最終將侵害到人類基本倫理和尊嚴。

轉移的限度。盡管西方資本主義能將危機部分轉嫁出去，但這種轉嫁必定遭受普遍抵抗，并且只能短期緩解危機對自身的壓力，而不能消除危機根源。從長遠看，轉嫁出去的危機會以某種形式反過來傷害資本主義體系自身，進一步削弱資本主義體系和觀念的力量。斯蒂格利茨指出：“現實主義要求我們意識到：即使我們付出了最竭誠的努力，在未來還是會發生危機。”

資本主義擴張、收縮、轉移的限度，都指向一個最根本的限度，即資本主義自身調整的限度，或資本主義制度的彈性限度。這個限度就是資本自身。馬克思指出，“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從而“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資本具有使生產社會化的趨勢，但同時，資本的本性是無休止實現自身增殖，因此資本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這個矛盾展現在外部，就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資本的宿命，它將導致資本自身的終結：這種趨勢是資本所具有的，但同時又是同資本這種狹隘的生產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資本推向解體。資本主義越發展，這個矛盾就會越突出，資本主義的彈性就越接近其總限度：資本的發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為生產的界限，從而也越是成為消費的界限。

因此，資本主義的彈性無法克服的最終限制就是資本自身，這是資本主義的“剛性內核”。在這個最終限度之內，不管如何騰挪轉換，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都是“戴著鐐銬跳舞”，無法跳出資本主導的框架。在這個最終限度之內，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和彈性運動又使得資本主義不斷逼近這個最后限制，只要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尚未完全發揮出來，資本主義的彈性就會起作用，資本主義就暫時不會退出歷史舞臺。在這種彈性運動中，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螺旋式上升，其危機也螺旋式升級。對危機的各種應對，在表面上緩解危機，又為更深層次危機埋下伏筆，在危機的螺旋式升級中壓縮了資本主義的回旋空間，把資本主義進一步推向其自身的歷史極限。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