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自媒體對公民生活的全面滲透，自媒體在改變公民生活習慣的同時，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公民的價值觀念，公共精神面臨著失落危險。因而，認識自媒體帶來的負面影響，把握自媒體的正向作用，發揮自媒體“傳聲筒”“網絡社區”的積極作用，對于重建公共精神至關重要。

【關鍵詞】自媒體 公共精神 價值理性 公信力    【中圖分類號】D669    【文獻標識碼】A

公共精神作為公民精神狀態的表征，是指生發于公共生活領域，在正確認識公民權利和公民利益的基礎上，以追求公共善、公共理性和公共價值為目標的態度、情感和行為方式。是否具備公共精神既關系著公民自身能否全面發展，也關系著社會主體之間能否達成良性的互動關系。自媒體在影響和形塑公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影響著公民的公共精神，公民的公共價值、公共意識和公共理性等公共精神面臨著失落的危險。

自媒體在影響和形塑公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影響著公民的公共精神，公民的公共價值、公共意識和公共理性等公共精神面臨著失落的危險

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遮蔽。對公共精神的思索，必然牽涉到對人的價值存在的深層反省。價值危機是當代社會面臨的一個重大危機，人類在對自媒體的無限追索過程中，傳統的崇高價值隨之解體。一方面，工具理性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為居于統治地位的“理性抽象體”，價值理性面臨著邊緣化的危險。工具理性相較于價值理性，有其自身的優越性——工具理性具有較強的目標性和較高的效率，人們為了滿足物質欲望不斷地提高效率和達成目標。然而，工具理性所帶來的影響一旦偏離人們的物求時，人們便失去了更多價值選擇的可能，價值虛無和心靈空洞成為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取代了普遍的價值標準。多樣的價值選擇和價值交往是塑造完整人的必要條件，當工具理性成為普遍的價值標準，工具理性便成為了每個人價值“通約”的條件，然而，人是多元的人，也是公共關系中的人，長此以往，工具理性必然成為滋生“個人主義”的力量并同化自媒體公共生活。相較于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強調建立在交往關系之上的價值信條和基本立場，不僅關注解決問題的手段與目標，更重視公民公共精神狀態和價值信念。因而，自媒體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能僅關注物質層面的精神進而忽視精神層面的影響，而應在技術創新的同時，注重公共價值的塑造和傳播，尋求更為理性、包容的自媒體環境，推動自媒體社會從“工具理性”走向“價值理性”。

責任意識與權利意識的斷裂。責任是公共社會關系中的相互承諾。是否具備責任意識，是人區別于動物的較高層次的道德標準。責任作為公共精神的要素之一，是保證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相統一的基礎。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自媒體對于公民的責任意識具有更高的訴求。自媒體的匿名性和多元性進一步增強了公民自我特性的表達和對個人權利的聲張，公民的限制能力、承擔意識相較于權利意識來說日漸式微。然而，在公民交往中，責任與擔當標志著公民主體人格的成熟和完善程度。在自媒體環境中，個體不是脫離社會關系而獨立存在的，因而，是否具備責任意識意味著個體能否認識到在自媒體環境中個體依舊是社會關系中的“現實的個人”，而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原子個人”。

感受性思維對創新性思維的取代。創新性思維是人精神質量的體現，創新性思維來源于人們對事物深度思考后的感知能力，不僅是在形式上對原有事物進行新的加工，更是在內容、本質上獲得新的突破。在自媒體環境中，感受性的、碎片化的、非線性的思維方式使得公民公共精神面臨新的困境，原本“全神貫注”的線性思維、深度思維被與新媒體特征相適應的感受性思維模式所取代。這種取代正如法蘭克福學派批判哲學家馬克庫賽所批判的，當技術發展觸及到人的精神層面時，作為個體的人對現狀的反思能力被削弱了，人們無法正視“內心”的一面，并且否定的思考能力和理性的批判能力也失去了活力。與此同時，自媒體的便捷性還助長了網絡公民“拿來主義”的養成，網絡公民成為缺失理性批判能力和否定思考能力的“單面人”。

創造良好的自媒體環境，為公共精神的回歸與重建提供可能

加強對自媒體的監管力度，營造良好的媒體生態環境。當前我國的自媒體監管仍采取“事件驅逐、屬地管理”的舊模式，這種模式在重建公民公共精神上收效甚微。因而，為了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應當從自媒體的整體運行機制入手，找到解決自媒體公共精神失落問題的突破口。首先，監管部門應加大對自媒體中涉及精神文明、文化風向、價值取向等媒體的評估和監管。諸如，將自媒體納入公共精神指數編制，周期性地公布各個網絡社區的公共精神指數排名，鼓勵先進、淘汰后進，在自媒體界營造積極向善、文明理性的良好氛圍。其次，遵循信息源的可追溯原則、自媒體提供者與參與者平等對話原則，為公共精神的重建提供技術支撐和制度保障。

培養自媒體的自我凈化能力，推進自媒體走向“社區治理”。自媒體“多元化”“碎片化”的特征，造就了當下“去中心”的媒體生態，公共精神重建也亟待適應自媒體的傳播特征。媒體生態的凈化不僅需要我國現行的自媒體監管部門發揮作用，更需要調動網絡公民的理性參與和發揮“網絡社區”意見領袖的作用，推進自媒體實現“自凈化”的社區治理。首先，自媒體監管部門應重視、信任和培養新媒體社區的自我治理與參與能力。其次，要培養一批具備較高的公共精神和倫理底線意識、認同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意見領袖，鼓勵和引導這些意見領袖在自媒體社區共同體中“發聲”，充分發揮其在自媒體社區的“共振”作用，促進自媒體公民公共精神的良性發展。再次，自媒體社區要加強自律，在議題設置與輿論引導方面注重自身的歷史使命感和道德責任感。最后，還應加強對自媒體從業人員的道德素養和專業操守考核，促使其在處理網絡公共事件中堅守原則，珍惜聲譽，始終保持自身的公信力。

增強主流媒體的吸引力、傳播力、公信力和影響力，做好媒體傳播的“把關人”。自媒體環境“去中心化”特征不斷地削弱了主流媒體“把關人”的作用，美國學者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時代》一書中，將網絡信息傳播的本質特征概括為“雙向溝通、去中心化”傳播，加之自媒體的形式多樣、更迭迅速，嚴重削弱了主流媒體聲音的清晰度。在信息技術不斷更新的自媒體時代，盡管主流媒體“把關人”作用遭遇挑戰，但主流媒體仍需要扛穩“把關人”的旗幟，充當好媒體傳播的“介質”。第一，主流媒體應當運用好自身的“公信力”優勢，及時鑒別網絡內容的真實性，判斷價值的合理性；第二，主流媒體即使不能成為信息的第一發布人，也要成為信息的背書人，做好不良信息的“絕緣體”；第三，主流媒體可以在“文風”“畫風”上積極地貼近公民公共生活，把“有趣的靈魂”展現在公眾面前，從而提升自身的吸引力、影響力。

總之，公共精神重建是關系到我國公民精神狀態的重要舉措，也關系到自媒體環境中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自媒體作為一種技術載體既是人們交流的手段，又是公民精神形塑的來源，公共精神的重建離不開健康的自媒體生態環境，因而，與其任由公共精神在新媒體環境中失落，不如創造一個良好的自媒體環境，從根本上為公共精神的回歸與重建提供可能。

（作者分別為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研究”（項目編號：18XKS007）和四川省社會科學研究“十三五”規劃2017年度重點課題“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研究”（項目編號：SC17A00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何齊宗、蘇蘭：《我國公共精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江西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

②盧曉坤：《新媒體公共文化空間建構與青年學生公共精神培育》，《思想理論教育》，2017年第8期。

責編/谷漩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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