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減貧組合拳”綜合治理貧困

新中國70年的減貧工作始終將辯證唯物主義作為基本遵循，探尋治理貧困的科學方法。這一科學方法，就是運用發展的眼光認識和分析貧困問題，將貧困問題視為多元化、動態化的復合問題，采取“減貧組合拳”來綜合治理貧困。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黨和國家始終根據貧困問題的發展變化，針對減貧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及時調整、創新和完善貧困治理體系，在政策設計、措施選擇、主體培育等多個方面，多措并舉、多管齊下、多方發力，打出了貧困治理的“組合拳”，減貧的質量、效率和動力顯著提升。

頂層設計與具體舉措相結合。在貧困治理中，黨和國家從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對減貧方案進行了科學設計，不僅在戰略上明確了扶貧開發的基本方向，而且在路徑上促進了減貧舉措的落地實施。其中，明確外部幫扶與內生發展相結合，外在“輸血式”扶貧與內部“造血式”扶貧相結合，保障了貧困群眾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重視扶貧開發與區域發展相結合，在區域整體聯動中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在不同時期確立了脫貧攻堅克難的關鍵區域，著力重點突破。重視扶貧開發與農業農村發展相結合，從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后注重扶貧開發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相結合，到黨的十八大后注重脫貧攻堅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統籌，再到黨的十九大以來重視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相銜接，在堅持“三農”重中之重地位、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中，逐步推進減貧工作。

開發式扶貧與保障性扶貧相結合。在減貧過程中，黨和國家逐步確定了開發與保障的雙重目標，既將扶貧開發作為脫貧致富的主要手段，又將政策兜底作為擺脫貧困的根本保障。實行產業扶貧與專項扶貧一起抓，從新中國成立后的物資救濟，到改革開放后的產業幫扶，再到新時代的“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系統性舉措，在推動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同時，開展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的綜合扶貧，實現了多維度、多領域的扶貧協同。實行物質幫扶與精神幫扶一起抓，從新中國成立后的物質幫扶，到改革開放后的堅持開發式扶貧，提倡貧困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再到新時代的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增強貧困群眾依靠自力更生實現脫貧致富的意識，在保障不同時期扶貧對象基本生活的同時，強化了貧困群眾在扶貧開發中的主體作用，提升了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動力和持續發展的能力。

構建多元主體的社會扶貧體系。面對不同的減貧主體，黨和國家始終重視各主體間的協調，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減貧事業服務，不但保證了各主體各自發揮作用，而且凝聚形成了協同減貧的重要力量。這一過程中，堅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減貧理念，積極發揮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優勢，引導各方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向貧困地區投入和傾斜，推進各類各項扶貧精確對接和共同發力。堅持黨的領導，逐步建立政府主導、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減貧體系，發揮了各級黨委和政府的主導作用，動員了全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發揮了各參與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實現了扶貧主體間的高度集成和良性互動。

將消除貧困作為重要使命實現全面主動減貧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牢牢將消除貧困作為重要使命，堅持積極主動脫貧，追求全面整體脫貧。全面主動脫貧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體現了我國的國際擔當。

在減貧范圍上，我們尋求的是全面整體脫貧，而不是西方國家的短期內緩解貧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在減貧立場上，我們堅持積極主動脫貧，而不是西方國家的被動被迫減貧。抓好扶貧工作，打贏脫貧攻堅戰，解決好貧困人口生產生活問題，滿足貧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這是我們的目標，也是我們的莊嚴承諾，是國內外皆知的莊嚴承諾。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牢牢將消除貧困作為重要使命，力求順利實現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攻堅目標。

全面主動減貧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對于減貧事業，黨和國家堅持從戰略高度進行總體設計，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有力地推動了減貧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國家著力解決普遍性貧困問題，在發展工農業生產的過程中，堅持貧困人口不掉隊，抓住解決溫飽問題不放松。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的本質得以明確，先富帶動后富的思想得以確立。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在從解決溫飽到實現總體小康跨越的過程中，貧富差距持續縮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和國家致力于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明確將農村貧困人口脫貧作為發展中的突出短板，著力帶動所有貧困人口實現全面小康。

全面主動減貧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在減貧工作中，黨和國家始終堅持以貧困人口為中心，從貧困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各個時期貧困戶的現實需要適時制定和完善扶貧政策。新中國成立以來，從初期救濟農村鰥寡孤獨和雖有勞動力但生活上十分困難的貧困戶，到改革開放后確定貧困人口標準保證農村貧困人口生存需要，再到新時代精準識別貧困對象開展精準幫扶，對貧困人口的幫扶力度不斷加大，幫扶范圍持續拓展；從初期幫助貧困群眾解決溫飽，到改革開放后保障貧困群眾收入增加，再到新時代確保貧困群眾“兩不愁、三保障”，貧困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顯著提升，自我發展能力穩步提高。這一過程中，不僅減貧直接效果明顯，保證了貧困群眾直接受益，而且減貧間接效果凸顯，確保了所有農民一道共享減貧和發展成果，從而持續增強了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面主動減貧體現了我國的國際責任和國際擔當。消除貧困，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世界性難題。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在奮力消除自身貧困的同時，主動承擔國際減貧責任，履行國際減貧承諾，參與和推動全球減貧合作，為全球減貧做出了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70年來，通過接連的大面積貧困救濟、大規模扶貧開發、大力氣脫貧攻堅，我國減貧成績斐然，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七成。我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通過積極開展南南合作、倡導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國支持和幫助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消除貧困，推動建立了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減貧交流合作關系，有效促進了全球范圍內的減貧合作與共同發展。其中，我國不僅在消除饑餓與貧困等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先后為120多個發展中國家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提供了極大幫助。世界銀行前行長金墉曾在2017年指出：“過去五年中國的減貧成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世界極端貧困人口從40%下降至10%，主要貢獻來自中國。”

（作者：蔣永穆 盧洋，分別系四川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四川省經濟發展研究院經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