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在新的經濟形勢下，我國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深刻變革，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勞動力供給不僅增速下降，規模也開始出現減少；隨著人工成本不斷上升，過去長期依賴的勞動力比較優勢逐漸減弱。眼下，我國經濟面臨持續下行壓力，外部經濟環境挑戰增多，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投資、消費、出口拉動增長和帶動就業能力下降，給一些地區和領域的就業帶來負面影響。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勞動力供求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沿海地區招工難、用工荒和技工短缺的局面沒有得到有效緩解，另一方面大學畢業生人數不斷創新高，農民工等群體就業質量有待提高，城鎮就業壓力依然存在。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的到來，一些傳統勞動密集型就業崗位受到沖擊，一些職業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一些行業對人力資本要求進一步提高。面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技術、人口和就業等一系列變化，有必要研究我國勞動力供求趨勢，預測未來十年我國勞動力供求規模，并提出適應勞動力市場新形勢的對策建議。

我國勞動力供給特征及趨勢預測

近年來，我國就業形勢總體向好，城鎮單位新增就業每年以千萬規模保持增長，就業規模不斷擴大。以2013年至2019年為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連續幾年保持1300萬人以上。從總量看，我國的部分群體還存在就業壓力，但就業總量已經不是勞動力市場的主要矛盾，就業的結構性風險大于總量風險。當前，勞動力供不應求成為常態，表現為：一是適齡勞動人口不斷下降，勞動力供給規模進一步減少；二是勞動力需求持續增長，市場監測求人倍率長期保持在1以上；三是中等、高等教育擴張延緩推遲了適齡勞動人口進入就業市場，青年勞動參與率有所降低。

從人口角度看，近年來我國人口變動出現“三低”和“三化”特征，“三低”是指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三化”是指老齡化、少子化和農村空心化。勞動力供求呈現“五降一升”特點，其中，“五降”是指人口增速下降、適齡勞動人口下降、勞動力人口下降、勞動參與率下降和就業人數下降，“一升”是指求人倍率上升。

隨著我國勞動力供求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勞動力供給質量亟待提升。其中，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城鄉、區域、產業、群體及勞動力供給質量等方面。城鄉就業結構性矛盾主要在于農村勞動力技能水平不適應現代產業發展要求，城市基本公共服務不適應接納億萬農民向市民轉變等方面。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攀升，內地勞動力比較優勢顯現，勞動力由過去的“孔雀東南飛”變為隨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和返鄉回流。以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為代表的重點群體就業壓力仍處高位，技能素質與崗位需求不匹配問題突出。一方面，企業反映招工難，一線普通工人也面臨短缺；另一方面，高校畢業生屢創新高，就業壓力持續加大。

長期看，隨著我國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和生育率的走低，我國適齡勞動人口將繼續減少，勞動力供給規模持續下降。同時，不同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也將繼續下降，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后工業化時期有可能下降到50%以下。在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減少和總撫養比上升的情況下，通過人力資本投資加快培育人口質量紅利是現實目標。

基于趨勢判斷和已有的勞動力供給數據，我們通過相關模型預測未來十年我國勞動力供給總量。預測結果表明，2020年至2030年，我國適齡勞動人口規模從9.89億人下降到9.63億人，勞動參與率從68.44%下降到65.17%，按照兩項指標自身發展趨勢推算，我國勞動力供給規模將不斷下降，到2030年達到6.27億人。

我國勞動力需求特征及趨勢預測

從需求端看，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增長會下降，但就業規模仍會不斷擴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呈現很長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經濟總量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所創造的就業規模并不相同，經濟總量越大，每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規模越大。比如，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業崗位的創造就要比十年前多。因此，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雖然放緩，并不意味著就業就會出現大規模下降，由于我國經濟存量、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經濟產業結構具有多樣性，可以預期我國就業崗位需求規模仍將不斷擴大。

我國目前仍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不少部門還處于產業鏈的中低端，市場中增加的崗位大部分是一線普通工人和服務人員，行業也多分布在制造業、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但是，近年來我國人工智能、互聯網和自動化技術快速發展，一些企業加快推進“機器換人”，一些重復性、流程性和安全風險高的崗位開始大規模自動化，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多轉向普通操作工、一線客服、物流快遞等對受教育和技能要求相對較低的崗位。隨著我國產業加速向中高端邁進，生產性服務業、互聯網經濟等領域中的一些新崗位會成為吸納就業的主力。

在實體經濟領域，2019年我國工業企業用工下降，制造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不斷減少，從業人員在行業間的分布出現了新變化，逐漸由傳統的原材料制造、高耗能行業向先進制造業轉移，反映了制造業轉型升級、結構調整取得成效。與此同時，以網絡經濟、平臺經濟等為代表的新興服務業創造了大量新就業崗位，吸納了大量勞動力。

技術進步是影響我國就業的重要變量。歷次產業革命經驗表明，技術進步會對就業產生“替代效應”，通過淘汰舊的生產方式，在短期內會對就業產生明顯的破壞。同時，廣義的技術進步也會帶來就業的“創造效應”，隨著新技術大規模應用，將帶來生產率的提高和新產品及中間產品的擴張,會創造新的就業崗位。綜合來看，只要生產擴張帶來的就業“創造效應”大于技術進步帶來的“替代效應”，就不會出現大規模失業問題。

勞動力需求作為派生需求主要受經濟增長、資本及技術稟賦以及產業結構等因素影響。我們預測認為，從趨勢上看，未來十年第一產業勞動力需求量將不斷下降，從2020年的1.87億下降到2030年的1.09億，第二產業從2億下降到1.6億，第三產業勞動力需求不斷增加，從3.8億增加到4.9億，綜合三次產業我們認為，到2030年勞動力需求總量約為7.6億。

積極應對勞動力供求變化

展望未來，為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的就業，不斷深化勞動力市場改革，提高我國人力資源開發配置效率，我們擬提出以下幾方面的政策建議：

第一，擴大勞動力供給規模，提高勞動參與率。一是研究出臺延遲退休政策，以應對隨老齡化進程加快和老齡人口增加導致更多人口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二是研究出臺全面放開生育政策，以應對生育率下降造成的近期和長期影響，避免下一代際勞動力增長率繼續降低和青年勞動力供給不足的情況。三是健全優化社會保障體系和保障生育配套政策，以應對總撫養比上升導致勞動年齡人口家庭負擔加重、女性及青年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減少臨近退休人員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后顧之憂。

第二，減少就業結構性障礙，促進就業公平。一是減少就業性別、城鄉及地域歧視，重視女性人力資源開發，深入研究我國不同就業群體的特點和作用，促進就業公平。二是加強就業創業基本公共服務，促進重點群體就業，減少畢業生、農民工等群體就業中的機制障礙和求職成本。三是堅持公平正義理念，打造和諧勞動關系，支持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互惠共贏。四是營造良好就業創業環境，加快清理和消除阻礙就業創業的壁壘，加大對新就業形態的支持，保障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基本權益。

第三，更好推動城鄉勞動力雙向流動。一是加強后疫情時代勞動力有序流動的研究，保障勞動者遷移、擇業、社保接續轉移等基本勞動權益，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和特大城市戶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提高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教育、醫療、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二是促進農民工向現代產業工人轉變和農民向市民轉變，進一步提升基層一線勞動者工作技能，加快學習和更新傳統知識結構，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以更好適應工業化、信息化和新型城鎮化發展要求。三是結合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要求，研究鄉村空心化和農村產業轉型中的就業問題，加大農、林、牧、漁等產業從業人員、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以及農村貧困勞動力等技能培訓力度，做好“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易地搬遷集中安置點就業幫扶工作。

第四，優化人力資本供給結構，提升勞動力供給質量。新時代呼喚新型勞動者。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水平，深入挖掘人口質量紅利，提升我國勞動力技能素質水平，是適應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一是要針對當前我國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在擴大高等教育規模的同時，加大學前教育、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投入，提升勞動力通用就業技能和基本職業素養。二是加快中專和高等教育課程體系改革，以行業、崗位、職業和企業需求為導向，通過校企聯合培養、企業化定制及產學研合作等方式，提高勞動力供需匹配質量。三是著力推進職業技能提升行動，擴大中等職業學校、技工院校招生規模，引導社會資源投入職業院校發展，增加技工供給數量。

（課題負責人：李建偉 執筆：錢 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