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是長期困擾人類的一大難題，戰勝貧困是中華民族的夙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持續向貧困宣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消除貧困擺在治國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舉全黨全社會之力集中脫貧攻堅，其力度之大、規模之廣、成效之顯著、影響之深遠前所未有，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就。

當前，我國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接近完成，但減貧事業任重道遠，相對貧困還將長期存在，并成為接續減貧的工作重點。從擺脫絕對貧困轉向解決相對貧困，我們需要做更為長遠的考量。對此，需及時探討建立未來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準確把握減貧治理的“變”與“不變”，客觀看待減貧治理階段性轉換帶來的治理機制轉變，推動我國減貧治理不斷取得新成就。

一方面，在不斷推進減貧治理的進程中，一些情況在較長一段時期內不會發生變化。

相對貧困人口以農村和中西部地區人口為主的現狀不會變。長期以來，我國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特別是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村。目前已脫貧人口中有近200萬人存在返貧風險，邊緣人口中還有近300萬存在致貧風險。未來，解決好農村和中西部地區的相對貧困問題依然是工作的重點。

致貧原因以區域條件較差和個體能力嚴重不足為主的情況不會變。多數山區、農區和牧區都遠離經濟增長中心，自然條件相對惡劣，基礎設施相對落后，有的地方甚至災害頻發，是貧困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區。從個體層面看，盡管我們不斷加快構建社會安全網、防范貧困人口返貧，但保障貧困人口收入持續穩定增長、推動貧困群眾從“脫貧”到“致富”，仍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收入水平低依然是相對貧困最典型最顯性的表現形式。貧困有收入貧困、支出貧困、多維貧困等多種表現形式，但收入水平是其中最典型最顯性的表現形式，也是一個較為明確的衡量標準。

另一方面，隨著我國減貧事業不斷發展，一些重要情況還會發生變化。

貧困衡量標準將發生變化。貧困標準是衡量貧困人口規模和貧困程度的重要基礎和工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采用過多個絕對貧困標準線：1978年標準（1978年價格每人每年100元）、2008年標準（2000年價格每人每年865元）、2010年標準（2010年價格每人每年2300元）。面向未來，相對貧困的標準將從單一、明確、絕對的收入標準轉變為動態、相對、多維的衡量標準。

減貧理念和目標將發生變化。從絕對貧困到相對貧困，除貧困標準將發生變化外，對貧困的認知和理念也在轉變。相對貧困是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相對差距，只能不斷縮小差距、減輕貧困程度，與“治貧”相比更側重于強調“防貧”，即防止返貧和新的貧困發生，與“脫貧”相比更側重于用市場化手段“增收”和“發展”，加快提高相對貧困群體收入和生活水平，向致富邁進。

推動減貧的動力將發生變化。在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過程中，依靠扶貧資金的大量投入，采取對口幫扶等辦法，匯聚了強大減貧動力。但外在的幫扶力量不具有可持續性，亟需從改善社會收入結構、營造更加公平的發展環境入手，完善社會安全網建設，推動區域發展和鄉村振興，激發相對貧困人口和地區的內生動力，實現從“要我脫貧”向“我要脫貧”“我要發展”轉變。

在我們取得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后，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健全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不斷將減貧治理推向深入。

一是建立健全“促發展”和“兜底線”協同發展的機制。要堅持“扶上馬再送一程”的原則，把提高相對貧困人口的收入擺在工作的突出位置，進一步加大對產業扶貧和勞動力轉移扶貧的支持力度，定期開展就業技能培訓，提升相對貧困人口的勞動參與率。需大力支持相對貧困地區職業教育發展，鼓勵高職擴招向這些地區傾斜，創造更多相對貧困群眾接受教育的機會，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充分利用精準扶貧階段建立的幫扶組織體系，建立更加市場化的利益聯結機制，推動產業扶貧、消費扶貧持續發展；進一步整合“低保線”和“貧困線”，把相對貧困群眾的社會保障兜底逐步納入政府的日常工作，加快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綜合運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等多種手段，形成常態化保障、特殊群體保障、臨時救助保障三個層次的保障體系，筑牢對相對貧困群體的社會保障兜底機制。

二是建立健全統籌推進“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協同發展的機制。發揮相對貧困地區地級市經濟規模、人口規模和市場規模較大的優勢，增強區域性中心城市經濟和人口的承載能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改善相對貧困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同時，進一步重塑城鄉關系，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促進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基本社會保障等向農村延伸，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推動鄉村振興，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搞好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銜接。

三是構建重點地區攻堅和常態化高效減貧協同發展的機制。結合特殊類型地區發展，瞄準“三區三州”等地區的短板，進一步加大政府對基礎設施、產業發展、人力資源培養等領域的投入力度；調整長期持續減貧工作機制，優化領導協調機構的設置，把減貧納入部門日常工作，逐步實現常態化治理；推動建立“政府引導、市場促進、社會參與”的持續減貧模式，強化政府的組織協調能力，更多利用市場手段促進相對貧困群眾增收和發展。

四是建立健全規模總體相對穩定和人口動態調整協同發展的機制。合理確定相對貧困的標準，保持相對貧困人口總規?？傮w穩定。建立抽樣監測和全面監測相結合的機制，設定相對貧困線和建檔立卡線“一高一低”兩條監測線，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動態監測體系，規范相對貧困人口動態調整。加強相對貧困人口數據庫與教育、醫療、社保等專業領域數據庫的對接，提高對監測信息的利用效率。

（作者單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