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數字化的階段，各類行為體在面臨技術和應用迭代發展的同時，也持續形成了探索均衡治理新模式的深層需求。數字化將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深層動力，以主權為核心的國家安全核心利益需求將得到數字化的有力支撐，而個體對隱私的合理關切與有效保障，也將成為規范治理實踐的共識性邊界。

【關鍵詞】數字治理 隱私 均衡治理 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21世紀以來，信息技術的應用使傳統意義上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邊界日趨模糊，兩者相互滲透、相互影響，推動構建了一個日趨具有數字化特征的全新世界。數字世界的核心特征，是萬物的數字化，而在此過程中，伴隨信息采集能力的高速拓展，信息搜集、存儲和處理成本的持續下降，以及數字化信息深度處理后創造價值能力的顯著提升，如何在數字化的世界中構建一個均衡的框架，從而在數字化時代的發展、安全及隱私之間，達成有效的均衡？值得探討。

信息技術革命進入數字化階段，催生均衡治理新需求

從信息技術革命發展的一般進程來看，大致可以發現其遵循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三個階段，而當前我們正處于數字化階段。數字化階段的核心特征，是數據的資源化，以及在全球范圍內聚焦數據資源的有效管轄與規制，探索并建立相應的運營方式與模式。從全球范圍來看，進入數字化階段之后，各類行為體在面臨技術和應用迭代發展的同時，也持續形成了探索均衡治理新模式的深層需求。

數字化階段的核心特征，是海量數據在網絡空間的集聚。當網絡基礎設施全面鋪開，網絡終端日趨普及之后，在網絡空間集聚的數據，逐漸成為數字化世界的核心資源，對其重要性的認識，已經日趨成為各方的共識，作為數字化世界中的“石油”，對數據的有效使用，成為推進數字化發展的核心焦點。與工業時代圍繞石油資源展開的競爭不同，不同類型的行為體，如國家、公司、政府間國際組織、具備跨國行動能力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個體，均能夠以不同形式，通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兩種途徑，對網絡空間的數據產生不同方式的影響。從信息技術的角度出發，掌握技術創新和商業應用相對比較優勢的大型企業，以亞馬遜、谷歌、臉書、微軟、阿里和騰訊等為代表，在全球寬帶網絡的數據傳輸以及深度挖掘和使用中，占據著顯著的優勢。

與此同時，從治理的角度出發，伴隨著信息基礎設施的應用以及戰略性數據資源日趨顯著地與主權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諸方面深度嵌套，作為最重要治理主體的主權國家，對信息技術革命戰略意涵的認識不斷深化，開始以“追趕”的方式，加快完善治理體系。在進入數字化階段之后，基于對數據資源戰略意義和價值的深刻認知，主權國家憑借在制度和政策領域的行動優勢，在全球范圍內用單一國家自主行動、國家間跨國協調以及全球多邊協商等多種方式，著力完善相應的治理體系，并在此過程中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和較量，以確保自身的絕對收益，或者是相對收益。在價值和認知層面，主要以網絡終端用戶形式出現的個體，嘗試將注意力更多的投射到獲取便利，以及謀求更加完善的以隱私保護為核心特征的個體性價值訴求等方面，并著力通過各種自下而上的方式，對國家行為體和企業行為體的行為構建有效的均衡和規制機制。從治理涉及的議題框架來看，經過20年的實踐，可持續發展、主權國家安全以及個人隱私，逐漸成為數字化背景下，指向戰略性數據資源的國家治理實踐所聚焦的三個核心議題。探索具有可實現性的均衡的新治理框架，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新形勢催生了數字化的全新實踐，平衡治理與隱私保護的需求日益凸顯

全球范圍內圍繞數據資源的治理機制，大致形成了三種具有代表性的實踐。一是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單邊主義的霸權模式。聚焦于數據運用所帶來的績效，以及通過在網絡空間構建對戰略性數據資源的單邊控制來保障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支配性地位。在遭遇到顯著的全球性挑戰之前，美國主導下的霸權秩序，以“互聯網自由”為核心理念，少數占據壓倒性優勢地位的企業，用最低的合規成本，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霸權國則嘗試在全球網絡空間構建以非對稱的“長臂管轄”，與主權單向度擴張為主要標志的秩序結構。個人隱私的保障置于效率與霸權秩序之下，主要通過國內司法管轄及其跨國運用有效保障和實現。

二是以歐盟為主要標志的，聚焦個人價值保護為核心的治理模式。歐盟出臺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開創了在網絡空間實施個人隱私數據保障為核心的強勢治理體系的先例。通過挖掘數據獲取經濟發展績效的發展需求、國家保障網絡空間安全的主權需求以及服從和服務于個人隱私數據保障的價值需求。從已有的實踐看，通過構建規范，甚至是嚴苛的制度性保障架構，借助強勢的司法管轄條款，這種模式可以在其有效的實踐范圍內，顯著對沖信息技術的野蠻生長模式，部分緩解對個人隱私遭遇深度挖掘和不當運用的焦慮和恐慌。但其個人隱私數據保護，本質上是以西方普世價值觀為基準，在實踐中構建和形成的規制體系，客觀上繼續強化了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實質性牽制作用，顯著提升的合規成本，壓制了數字技術在商業和治理兩個領域的有效運用。

三是以中國為典型代表的，尊重網絡空間主權平等原則為核心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模式。這種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嘗試將傳統國際法以及在聯合國框架下被證明行之有效的多邊主義，引入全球網絡空間的治理實踐，從而確保在包括數據資源管轄和規制等核心問題上，技術與治理能力存在顯著差異的國家行為體，能夠在尊重主權平等原則下，實質性地參與到治理體系建設與完善的過程中，而無需擔心在自身核心價值與享受數字技術帶來的福利之間，做出艱難的選擇。從實踐上來說，對主權平等原則的尊重，事實上可以有效對沖主權國家對自身核心利益暴露在風險下的擔心，繼而為推動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務實發展、良性轉型，作出更大的貢獻。

2016年至2019年，上述已經成型的模式遭遇了兩個比較顯著的沖擊：第一個沖擊來自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以及同期歐盟主要國家選舉中出現的某些特殊現象。這些現象以所謂“劍橋分析”公司不當運用數據行徑的被披露為典型，傳統意義上自覺或者不自覺弱化國家主權在網絡空間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西方國家，在其核心的政治安全遭遇某些可以被界定為威脅的風險或者是不確定性威脅的時候，作出了超乎人們預期的激烈反應。強勢的推進主權對網絡空間數據以及信息跨境流動的管轄，強化對用戶個性化數據的隱私保障等，成為某種新的共有知識和共同認知。第二個沖擊來自原先事實上作為全球網絡空間有效公共物品核心供應樞紐的美國，美國從多邊主義立場上決定性的后退，在“重振國威”旗號下的單邊主義實踐，事實上讓全球網絡空間的治理秩序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在遭遇到事實上的威脅之后，西方國家更多傾向于構建某種新的架構。這種架構更加清晰可見、更加公開。在指導原則上，美方對單邊“長臂管轄”的偏好，以及通過與可信任的核心盟友實施更加緊密的互動需求，最終沖擊和挑戰了美國自冷戰以后標榜的，西方國家以及行為體在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秩序的議題領域，呈現出了有效供給能力不足的特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沖擊原有的全球化進程，以及挑戰原有的治理體系和機制的同時，也提出了對建設性的可選方案的強烈需求。如何發揮數字技術作用，應對和處置疫情危機，成為全球數字治理遭遇的全新挑戰。從已有的技術發展和應用場景來看，通過對移動互聯網終端中存儲的用戶數字軌跡的追蹤，結合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技術發展出來的深度挖掘與處理能力，可以在傳染病防治的“三板斧”，即識別感染源、切斷傳播路徑以及保護易感人群等方面作出極為獨特的貢獻。這對阻斷社區傳播、預防輸入等，提供了極為有效的助力。但這種助力，從實踐看，并非由技術本身自動產生，而是必須與特定的結構化的治理體系相結合。毫無疑問，在此過程中，廣泛搜集且事實上處于某種分散化存儲狀態的個人敏感信息，迅速堆積在很可能事實上缺乏必要或者有效防護能力的散布的數據節點內，如何及時構建和完善對這些可做多種不同用途的數據資源的防護體系，成為必須要解決的新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以歐盟為主要代表的國家和地區，形成了以尊重用戶個人隱私數據為核心關切的應用方案設計偏好，進而在此基礎上，探索了一系列以去中心化的強隱私保護為核心特征的數據采集和挖掘方案，并形成了相應的治理體系。在歐盟的實踐中，移動互聯網終端自身具有的藍牙能力，以及通過軟件發送的無個人隱私信息的隨機數字編碼，構建了某種半閉合的追蹤體系。對于已經通過醫療方案確診的病例，可以間接對其潛在密接者進行關注，但是否能夠成功將其納入治療體系，則取決于密接者自己的配合度，因為必須由密接者根據移動終端接獲的信息，來自主決定是否進入醫療體系進行治療。這套方案對個人隱私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強力保護，除非個人主動確認，否則系統本身并不具備操作意義上的傳染源監控與密接者識別的可能。

世界迫切需要均衡治理的新框架

海量數據為人類社會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供了空前的拓展機遇，也帶來了遠超想象的風險和挑戰。最終的實踐毫無疑問充滿了不確定性，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唯有確立兼顧發展、安全與隱私三方要求的創新的治理體系，人類社會才能迎來一個更加美好的明天。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數字化發展，產生于一個更加宏大的歷史進程的背景下。這個背景就是通常所定義的全球化，或者說是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科學技術催生的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以及特定生產方式所支撐的上層建筑，其具體表現形式，即既存的國際體系之間，已經表現出了非常明顯的緊張關系，所謂“反全球化”浪潮的出現和擴散，則可以看作是這種緊張關系的某種具體表現。無論是信息技術革命，抑或是新冠肺炎疫情，都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扮演著推動全球化進程持續走向下一個全新階段的重要角色。探索均衡治理新框架的實踐，也正是在這個更加宏大的背景下全面展開的。

由這個背景所決定的結果之一，就是面對數字化進程中的典型挑戰，即持續提升的數據采集和深度處理能力，對個人隱私及國家安全所構成的威脅，乃至挑戰和沖擊，都無法通過后退或者消極拒絕乃至徹底隔離的方式來加以解決。可實現的解決方案，一定是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中，以可持續的自我超越，在發展、安全和隱私三者之間達成符合特定時空環境下特定主體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特征的新治理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數字化將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深層動力，以主權為核心的國家安全核心利益需求將得到數字化的有力支撐，而個體對隱私的合理關切與有效保障，也將成為規范治理實踐的共識性邊界。

基于人類社會在面對具有躍遷特性的技術變革時的一般經驗，人們可以確認，對這種新框架的探索注定會通過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展開。就已經展開的實踐，以及能夠客觀評價的實踐而言，向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而努力，建立基于尊重主權平等原則為基礎，著眼于推進落實聯合國倡導的可持續發展進程，以客觀務實的態度尋求在可接受成本內有效保障個體隱私合理關切的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圍內有理由成為最值得嘗試和努力的方向之一。

（作者為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責編/銀冰瑤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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