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當代價值

時代是思想之母，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深刻變化，貧困治理的主要矛盾也由解決溫飽問題轉變為鞏固溫飽成果、縮小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就是順應貧困治理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新情況，針對新的階段性特征而豐富和發展起來的，其思想內容系統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開展什么樣的貧困治理、怎樣進行貧困治理”的重大時代課題，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而且將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

首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繼承并創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貧困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消除貧困思想的基礎上，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和方法，分析中國現階段的貧困問題特征及深層次聯系，從而提出了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貧困治理思路和方法[17]，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貧困治理實踐相結合的新產物；同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在目標定位和路徑方法上賦予了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理論新的時代內涵，是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理論體系的最新成果，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使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等理論特質和戰略要求在貧困治理領域得以彰顯，也將由精準扶貧等貧困治理的新理念、新方法衍生的精準思維引入治國理政層面，豐富和拓展了治國理政的思想內容和工具選擇。

其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科學的行動指南。在中國的扶貧脫貧工作進入加速并決勝全面小康的關鍵時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為消除絕對貧困、解決復雜多元的貧困問題提供了一整套科學的理論方法和路徑遵循，其最突出的時代性價值便在于從理論向實踐的回歸[18]。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指引下，中國貧困治理工作的力度、深度和精準度都達到了新水平，現階段扶貧脫貧取得了顯著的整體性社會效果。2012-2019年，全國每年有超過1000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發生率下降至0.6％（如圖2），在2020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后，將有累計超過1億人口擺脫貧困。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在踐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過程中，針對精準扶貧、精神扶貧、幫扶模式等進行了因地制宣的創新，涌現出許多典型的、可操作性強的成功案例，在滿足貧困治理基本需求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實踐的檢驗進一步驗證和顯示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指導中國特色貧困治理實踐中具備的理論自信。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相對貧困問題這一貧困治理領域新矛盾的應對更離不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基礎性邏輯支撐。

圖2  2012-2018年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和貧困發生率變化

數據來源：2012-2019年《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

最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為國際社會的貧困治理貢獻了可借鑒的中國方案，具有突出的國際價值。消除貧困始終是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和美好愿望，中國已成為全世界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19]，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肯定，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試圖從中國的成功實踐中汲取有益經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根植于國內外貧困治理經典思想，形成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貧困治理的實踐探索，檢驗于新時代全面小康的決勝戰場，深刻揭示了貧困發生的根源性問題，特別是社會制度層面因素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綜合、精準、高效、長效相結合的貧困治理新思路，為其他國家特別是貧困人口規模大、致貧原因復雜、治貧難度大的發展中國家開展貧困治理工作，提供了寶貴的中國經驗，對共建一個沒有貧困、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積極意義[15]。

（作者簡介：唐任伍，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孟娜，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李楚翹，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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