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時期的江南，在中國區域發展史中頗具核心性，是討論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體樣貌、基本特征以及各種問題意識歸納的試驗場。明清時期江南的社會生活與文化變遷，能夠有力地觀照出社會的變動和王朝統治的因應等內容，反映出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與家庭文化等的多樣化特質。包容性、創新性、引領性與時代性可以代表江南及其社會文化的核心表現與精神標識。

【關鍵詞】明清時期 江南 社會特性 文化傳承 【中圖分類號】K06 【文獻標識碼】A

從唐宋以來，以太湖平原為核心的江南地區，逐漸發展成為全國的財賦重地。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這里的生活方式、生產選擇多有變化。到明清時期，江南經歷了從江南的江南、中國的江南到世界的江南的認知與論述。對江南地方文化資源、社會發展經驗以及政治管理等進行深入的探討，既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有很強的現實借鑒意義，可以進一步強化“江南文化”的論述，特別是江南在中國區域建設中的促進作用與文化積累意義。明清時期江南的社會生活與文化變遷，能夠有力地觀照出社會的變動和王朝統治的因應等內容，反映出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與家庭文化等的多樣化特質，從而更明顯地呈現江南地區孕育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在區域以及全國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與“鏈接性”意義。

江南大“市場”：產業樣態豐富、水運網絡發達、謀生渠道多元、城鄉關系密切、經濟一體化

如果從“地域”與“人文”之間相互詮釋的關系著眼，到明清時期，“江南”一詞更顯現出其地域的合成性、心理的認同感與文化的凝練性。比較而言，對江南地區社會風貌的概括，以明代后期浙江人王士性以“浙西”為例的論說最有代表性。他在《廣志繹》中指出，浙江全省十一個府，可分為三個區域：浙西的杭州、嘉興、湖州多為平原水鄉，生活在這里的可稱“澤國之民”。這是一個完整的區域。其他都在浙東，共計八個府的地域，則一分為二：一是金華、衢州、嚴州與處州地區，“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二是寧、紹、臺、溫地區，“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上述三大區域中的民眾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于富貴，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氣所鐘，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這些都是因環境差異而形成的不同民生與風俗；社會關系相應也有所不同，主要體現在縉紳與庶眾之間：杭、嘉、湖“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金、衢、嚴、處“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寧、紹、臺、溫則“閭閻與縉紳相安”。

江南城鎮的生活風光華美，生活世界有序、安逸，以及“家給人足”的景象，很令人向往。但正如周邵在《葑溪尋夢》中所指出的，如果沒有經濟基礎和文化積累，這樣的生活也是達不到的。 自中古時代特別是唐宋以降，江南的生活形態、生產方式、文化追求等，對中國其他地區的影響逐漸加強，也更清楚地顯露出明清江南的文化特質和個性。江南人對外部世界有快速的適應、物質的模仿、對內地人生活的引領，新陳代謝之中蘊含著包容性與創新性等，皆堪稱江南人、江南生活的重要特質，也可視為江南文化中的精神價值與時代特色。

地方經濟的發展，當然與生活文化的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受地域環境的影響，民眾的生活形態與文化風尚，各地多有不同。比如在嘉定地區，地方民生與產業經濟則以棉業為主，但作為全國性的特色手工產品，卻以竹制品為最。自明代中葉以降，嘉定成為全國竹刻最重要的中心，竹刻名家輩出。

晚明杭州人張瀚（1510-1593）認為，那時的“民間風俗”，已是“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文人雅士們推崇的精巧細玩，達到了“盈握之器，足以當終歲之耕；累寸之華，足以當終歲之耕織”的境地。因此，也可以說，江南地區的奢華生活，是有精工細作的產業所支持，而能享受奇藝絕品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處于這樣的社會發展態勢下，一個聚落層次豐富、產業樣態豐富、水運網絡發達、謀生渠道多元、城鄉關系密切的江南大“市場”被建構起來。這個“市場”囊括了大量的地方經濟中心，如烏鎮、南潯、雙林、唐市、盛澤、平望、同里、朱家角、練塘、金澤、陶莊、西塘、干窯（千家窯）等，都各具代表性，商品經濟都很發達。商業化已構成了江南城鄉社會的基本特色。例如，萬歷年間就已流行的諺語“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就是表達松江、嘉善兩地商品特色的重要話語。

經濟（市場）一體化更有明顯的表現，主要在經濟聯系與市場網絡方面，不同地域的物產有著比較清晰的集聚性與專業化發展。例如，烏鎮的絲，“銷震澤、盛澤、雙林”，桑葉銷售“莫多于石門、桐鄉，其牙儈則集于烏鎮”；南潯鎮所產的新絲，“蘇杭兩織造皆至此收（購）”，一般的商人“往嘉興買繭，歸繅絲售之”；金澤鎮所產的紡車、錠子，“東松郡，西吳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來購買”；章練塘鎮的水車，銷售覆蓋“西至常州以西，東至浦東間”。絲、棉、麻、榨油、冶煉、糧食加工等，成了帶動地方發展的軸心力，在地區開發進程中往往占據了絕對優勢。

值得一提的是，因經濟的發展而推動的出版業，也日益興盛，不斷滿足市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長和社會趣味的多樣化，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書籍出版與流通中心地區。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提及的杭州鎮海樓外的書肆、蘇州閶門內外和吳縣縣衙前的書坊，以及常熟毛氏、湖州凌氏與閔氏等藏書、刻書等，都堪稱代表。

江南水上交通發達、海上貿易活躍，蘇州、杭州等城市成為這類交通、貿易的關鍵節點，長途貿易因而十分興盛，進一步活躍了地方市場，從中形成了世人所謂的徽商、晉商、粵商、龍游商、洞庭商等商幫。他們在經商的主要地區，都建有地緣性或業緣性的會館、公所等商人組織，也伴有相關的慈善設施、神靈信仰和娛樂設施，強化了商人的聯絡和在地勢力。商品經濟更活躍，江南的很多城鎮，多如萬歷《杭州府志》稱頌杭州的那般，是水陸要沖，“中外之走集”，百貨所輳會的地方。

江南及其社會文化的精神標識：包容性、創新性、引領性

明清時期的江南，水網密布、環境優雅、城鎮經濟活躍，已成為人們生活中向往的優勝之地。明代文學家鐘惺稱譽道：“三吳之水皆為園，人習于城市村墟，忘其為園。”似乎整個江南就可視為一座龐大的園林，且園中有園，人們享受著這一宏大園林勝景的逸趣，而忘其為園了。

私家園林逸樂的小環境，蘊含了大自然的審美情趣，如明末名宦祁彪佳那般取山石之幽、引湖水之勝、筑樓臺之妙、種花木之景，甚至還可以寓志向之高。文人士大夫營造的社會趣味和逸樂偏好，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深為廣泛的庶民生活所仿效。至于日常生活，確實已是嘉善人袁仁給好友陸垹（嘉靖五年進士）信中所寫的，有“舉世蚩蚩，頹風靡靡，江湖下趨，勢不可返”之態。“俗靡”的問題，有著越來越盛的傾向。士民百姓的飲食肴饌、住宅園林、衣著服飾、陳設用具、婚喪壽誕、文化娛樂、民俗信仰、科舉官場、納妾宿妓等方面，都有奢華靡麗、好奇追新的浪費風氣，巨額高消費主要用于炫耀財富的婚喪喜慶、追求新奇的珍寶美器與豪華精致的園林別墅，也有用于追求功名、官場索賄以及滿足青樓姬妾的侈靡生活。

出身官宦之家、在紹興、杭州擁有不少園林別墅的張岱，在《自為墓志銘》中，對自己的優裕生活作了自白：“少為紈绔子弟，極好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這樣的生活狀況或追求，正是那個時代士民生活中衣食無憂的奢化表現和世俗趣味。

地方上頗具影響力的文人群體，生活上既注重自然含蓄的審美情趣，文化上又崇尚古樸典雅，極大地推動了古物賞鑒與文藝交游之風，精神生活中有了更高的追求。可以說，與其他地方相比，江南已是一個令人向往的地方，如嘉靖四年舉人、嘉善人沈爚所夸耀的，“士大夫仕于朝與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為樂土”；江南的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賦稅，到老死都不知有兵爭、戰斗、死亡、危阽之憂。

就蘇州而論，這里是江南乃至全國的文藝重鎮、工藝之邦、狀元之鄉、園林之城與經濟重心。王士性就指出，蘇州地區的人，“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上下進退之權”的把握與認同，在明清時期蘇州地方的生活文化中，顯然具有典范意義。曾經游歷江南的山西興縣人孫嘉淦（1683-1753）認為，距離虎丘南六七里的蘇州城，“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特別是其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燦若云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蘇州這樣的核心城市，已建構成人流、物流、資訊流的重要平臺。

江南生活繁華、文化昌盛的感覺，給外來的人們有著很強的沖擊力。更有意思的是紹興人張岱所坦承的：“吾浙人極無主見，蘇人所尚，極力摹仿。”明清時期江南生活風尚的中心，主要在蘇州。蘇州地區的生活，有著很強的包容性、創新性、引領性與時代性。這也可以代表江南及其社會文化的核心表現與精神標識。

明代中后期以來，江南的戰略地位與地緣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學者余同元認為，倘從地緣關系要素的角度著眼，江南的地緣結構，既有時代共性，又是具有地域個性的多維區域空間，尤其是從明代中后期以來，因不同政治層面的影響，江南的戰略地位與地緣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明代以來，江南地區一直影響著社會與國家的“逋賦”，深刻地體現出王朝統治的制度性與結構性的大問題；傅衣凌在《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中指出，明末江南城鎮廣泛興起的“市民運動”，已表現出不同于“封建社會的內部分裂”的樣貌，在一定程度內已含有一種“啟蒙運動”的意義。在政治上有很大影響力的無錫東林學風（特別是務實與經世），與蘇南望族文化的成長與發展有著密切關系，甚至是相得益彰；東林、復社及其代表性成員的言行，形成了江南士人獨特的精神面貌，都無法與當時的政治相剝離，超然于政治之外。這與清初以來“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的狀態并不相侔，也從反面表明政治在其間的巨大影響力。而在清代，江南的地方民情與官場動態，更是受到高度關注。作為康熙的密探李煦（1655-1729），在康熙三十二年出任蘇州織造后，就常以密折的方式，向康熙密報江南地方的各類情況。

至于江南內部社會的能動力，多由紳士、富民等為代表的有力階層所主導，國家調配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它們共同推動了基層社會的整合和具體運作。像“善舉”“義舉”“善會”等社會保障工作，不勝枚舉，為城鄉社會生活的穩定有序，提供了重要支援。再如，城鄉生活中有關喪葬風習的不良，即常被視為“惡習”的停棺不葬、火葬、阻葬等，時常在官方與地方紳士的聯合行動下，得到禁革或改變，對葬俗整頓、環境維護都有特殊意義。另外，江南地方社會生活中，歷朝歷代牽動地域社會整體注意力的水利事業，更關系著江南社會與生活的公共利益，雖然其間地方力量是官府的重要依靠，但國家的調配與控制仍然具有關鍵意義，甚至是更為積極的角色。

學者鄒逸麟在江南研究三十年回顧中，以《談“江南”的政治含義》為題，強調除了社會經濟與文化上所具的代表性外，江南的“政治”意義也很重要。他概括性地指出，從春秋戰國以來，“江南”地區不僅存在欲爭霸中原的政治勢力，而且到南北對峙時期，江南成了中原之外另一個政治中心地區，到高度集權的明清時期，江南已是中央王朝時存戒備又不得不依靠的地區。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注：本文系青浦-復旦江南文化研究院“明清以來環淀山湖地區的社會與文化研究”項目（2020）階段性成果】

責編/李一丹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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