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好干部必須具備“真”品行，但當前一些基層干部卻存在失“真”甚至反“真”行為，具體表現為陣風式行動，擅長“表演”“做秀”，不能久久為功；湊合性應付，“差不多就行”“得過且過”；象征性行動，重視在嘴上、措施在紙上、行動在會上；諉責式策略，推諉扯皮、敷衍塞責；虛假性呈現，搞數據造假、事跡作假、現象造假。

【關鍵詞】黨員干部  干部隊伍  基層治理    【中圖分類號】D262    【文獻標識碼】A

現代漢語中，“真”是一個很常用的參構詞，如“認真”“較真”“求真”等，具有鮮明的道德規范特征。“真”是黨員干部的基本品行，“真”品行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黨員干部必須講政治、明是非、有理想、有信念、實事求是、尊重科學、正確把握事物發展規律，結合中國實際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情——正心誠意，忠信篤敬。作為治事者，黨員干部必須誠其意、正其心，端正從政動機、澄清價值取向、純化公共服務動機，確保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意——持之以恒，久久為功。所謂意志力，就是克服各種困難，將注意力和行動力持續專注于目標的品質。行——全面從嚴，真抓實干。較真、從嚴、務實是“真”行為的基本特征。知情意行四個維度是相輔相成、難分彼此的，焦裕祿、谷文昌、廖俊波、鄒碧華、黃文秀等一大批先進黨員干部，無不融“真”知、“真”情、“真”意、“真”行于一體，無不知“真”于心、擔“真”于身、履“真”于行。

干部失“真”的主要行為表現

好干部必須具備“真”品行，必須把認真當作根本工作態度。但毋庸諱言，當前我國一些黨員干部確實存在失“真”甚至反“真”行為。基層干部隊伍中既有推諉扯皮、不思進取的庸官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懶官，也有政治麻木、辦事糊涂的昏官和以權謀私、異化變質的貪官。黨員干部的“失真”行為，從內容上看，既表現在公共治理和為人民服務方面，也表現在理論學習和組織生活方面；從形式上看，有陣風型、湊合型、象征型、沉默型、諉責型、虛假型等。

陣風式行動。這類行動別名為“運動式治理”，其最顯著的特征是，“風”起時雷霆萬鈞、颶風過崗，“風”過后雨過天晴、復歸平常。無論是黨內學習，還是公共治理，這種“一陣風、一陣子”的搞法往往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后續長期效果則毫無保障，甚至還有“表演”“做秀”的嫌疑。此類行動適用于那些能一次性終結的任務。但是，無論是黨的建設還是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往往都“永遠在路上”，所以，因其不能持之以恒也就不能久久為功。

湊合性應付。此類行動者缺乏認真進取、精益求精的精神，其座右銘是“差不多就行”“滿意即可”“得過且過”，因此他們往往對“全面從嚴”感到不適甚至反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對于全面從嚴治黨，“有的說要求太嚴，管得太死，束縛了手腳；有的說黨員、干部也有七情六欲，管黨治黨應‘人性化’；有的說都去抓管黨治黨，經濟社會發展沒精力抓了。說來說去，就是希望松一點、寬一點”。對于黨內民主生活和為人民服務，一些干部持“何必當真”的觀念、“得過且過”的想法、“干一下得了”的心態。

象征性行動。“四風”問題之形式主義和部分官僚主義表現屬于這一類。此類行動者對待理想信念、中央精神和上級指示等，口頭上表示認可和服從，并做出合乎要求的表現，但內心缺乏真誠、不敬畏不在乎，因此，其行動策略是“做做樣子”“意思一下”，重視在嘴上，措施在紙上，行動在會上。主要表現有：在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上只空泛表態不落實；在維護群眾利益上不擔當不作為，漠視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把落實工作等同于多頭發文、層層開會；督查檢查工作時陣仗聲勢大、層層聽匯報；工作調研時以搞形式、走過場取代察實情、聽真話、取真經。從“真”的角度看，象征性行動的實質是知行不一、言意不合，圖虛名、務虛功，追求形式、不重實效。

集體性沉默。西方有個諺語叫“房間里的大象”，比喻公共生活中人們面對那些顯而易見的不良現象，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避而不談。在個別基層黨政機關中，或是為了避免尷尬，或是怕得罪人，真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似乎成了“禁忌”，對于組織管理或個人行為中存在的問題，盡管每個人都心知肚明，但都故作不知、刻意回避——只有“赤子”“炮筒子”才會說。這種集體性沉默不僅使問題得不到及時發現和解決，而且會滋長問題、滋養腐敗；不僅會使組織成員之間缺少信任、互相提防、難以真誠溝通，而且會麻木干部的政治神經、瓦解人們的道德是非感。

諉責式策略。不可否認，認真、較真、創新有時是有風險的，并由此可能會對行動者產生不利。真正認真的人敢擔當、敢擔責。有些干部工作中之所以不敢認真、不敢較真、不敢創新，是因為害怕由此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對自己不利、要擔責。于是，遇到難處理的人和事，面對攻堅克難任務時，其行動策略要么是通過官僚主義不作為而免于擔責，譬如推諉扯皮、敷衍塞責、使用拖字訣等；要么是把責任推給他人或通過辯解化解責任，譬如出事后遮丑護短、說情開脫、找“替罪羊”，歸因于不可抗力，搞責任“甩鍋”。

虛假性呈現。所謂虛假性呈現是指通過修改、杜撰、制造數字、文圖影音和事物表象，以掩蓋真相、制造假象、欺上瞞下，是情節極其惡劣的違“真”行為。虛假性呈現可能是口頭匯報，也可能是書面呈報，還可能是事態展示；可能是利害相關者親自所為，也可能借助他人之力巧妙設局。常見的類型有：數據造假，如玩“數字脫貧”、少報事故傷亡人數等；事跡作假，如虛構先進干部事跡、干部人事檔案作假等；現象造假，如將山頭刷綠以欺騙植被航測、雇“水軍”為領導網絡直播“打call”等。

一些干部失“真”的時代性成因

黨員干部之所以失“真”違“真”甚至反“真”，除了通常講的個體理性（觀念與利益）和組織管理（制度與舉措）方面的成因以外，恐怕還有常常被忽視的時代性原因。當社會發展取得巨大進步之后，一些人會覺得“差不多可以了”，應該歇一歇喘口氣好好享受一下了。人工智能與互聯網的發展，進一步加劇了后物質主義消費文化對傳統“真”品行的挑戰。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后真相主義世界觀。作為概念的“后真相”起初是指政客利用民眾的情感和信仰，設置非事實性議題、包裝事實，以操縱和控制公共輿論。后來，泛指介于真相與虛假之間的“模糊”和“另類事實”。隨著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網絡社交媒體、網絡自媒體等）的迅速發展，“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全民新聞時代了，人人都可以發布新聞，但事實的真相反而難以辨別”。作為公眾主要信息來源的互聯網，流動的是事實、宣傳、謠言、懷疑、線索、希望和恐懼的混合體；“人們應對的環境并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由新聞報道、流言和猜測構成的虛假環境”。面對體量過載、眼花繚亂的網絡資訊，網民通常憑個人情感、信仰等選擇關注那些“有關系”“有好處”“有意思”“有期待”“有情感”的信息，情感大于真相已成為受眾的普遍心態。“后真相”其實是信息發布者與接受者、編碼者與解讀者共同生產出來的。經由日積月累的“后真相時代”體驗，人們會自覺不自覺地形成“后真相主義”觀念。事實和真相并非不存在，只是人們懶得去認真和較真。

消費主義人生觀。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人民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社會系統由生產型社會轉入消費型社會。如果說生產型社會的基礎是個體是否有能力并且愿意去擔任不同的社會分工，那么，消費型社會的基礎就是人們扮演消費者角色的能力和意愿。在消費主義文化觀念中，人是作為消費者存在的，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在于消費商品、體驗生活和即時享樂。與生產者需要努力、堅守和持之以恒等“真”品行不同，消費者需要輕松、隨意和變化多樣等“美德”；與生產型人生不同，消費型人生重視的生活特質是輕松而非嚴肅、感性而非理性、隨和而非較真、當下而非未來、即時而非延后。在消費型社會中，消費是為了消費者本身——“尋求自我認同、獲得社會中的一席之地，過一種被認作有意義的生活，都需要每天在消費市場中實現”。

游戲化工作風格。在工業化時期、生產型社會，以“真”品行為核心的工作倫理是個人的價值支撐和意義依據。生產型社會的工作倫理包含幾個基本主張：工作本身是一種修行，是人生價值的實現途徑，也是個體為社會和國家作貢獻的基本途徑，因此，工作作為志業和事業，是個體的責任與義務；工作要求放棄自我任性、服從組織紀律，克制實時欲望、追求延時滿足，為實現組織目標而勞作身體、犧牲享受。然而，到了后工業時代、消費型社會，這一切都失去了支撐。盡管還有“996”“007”，不乏奉獻甚至獻身，但工作被部分人當作是一種手段，而不是工作本身具有什么價值，也并非是一種生活方式或者職業；工作不再是人生的價值載體和意義顯示器，不再需要被熱愛或是被信仰以成為美德的標志，無需認真進取，只需盡責履職完成任務即可。對應的是游戲化工作風格，其典型特征一是自愿化，想干就干、去留隨意，工作不是義務，沒有道德綁架；二是碎片化，適應網絡時代注意力碎片化和易分心等特點，工作時間彈性化、工作管理人性化，不搞統一的紀律管理，也無需持續的職業生涯管理；三是實時化，工作效果實時反饋，工作報酬實時結算——等待和忍耐是一種折磨；四是娛樂化，工作不是為了受苦，而是一種當下享受。

與時俱進保“真”對策

當前，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建設要求我們繼續弘揚“真”精神，奮發圖強、自強不息。處于互聯網時代和后工業消費型社會，存在著諸多直接或間接不利于“真”品行實踐的思想觀念與行動邏輯。因此，如何與時俱進地保持黨員干部的“真”品行，將成為加強黨的建設、強化干部管理的一項重要課題。

樹立共同奮斗目標，以理想信念和遠大目標鼓舞人，為黨員干部的“真”品行提供“明燈”。一方面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樹立“四個自信”，強化黨員干部的使命感、責任感；另一方面通過開展全球挑戰、執政風險和治理危機等方面的教育，強化黨員干部的緊迫感和危機感，引導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找短板、查不足。

營造嚴肅認真的整體氛圍，構建有利于保持“真”品行的“大氣候”。有效措施包括：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嚴肅黨風建設，嚴厲查處黨員干部的“四風”問題；建構多層次全方位的權力監督體系、強化對瀆職失責行為的問責等。

著力營造“講認真”的重點場域，構建“真”品行的養育“環境場”。“場”是包含行為線索的環境，這些行為線索會刺激出特定的行為，人的行為態度與策略往往受其所處場域行為模式的影響。通過對場景、儀式、儀器、程序、規則等的設置，可以構建出“講認真”的場域，譬如民主生活會、重大決策討論會、重要的執法活動場等。

合理運用游戲化思維，增強認真工作的活力。“講認真”重在對事實真相的探求、對紀律原則的堅守、對理想目標的追求，并不排斥和反對生動活潑、團結奮進、積極創新，而僵化死板、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才是其“近敵”。因此，如何將目標激勵、自愿自主、實時反饋、規則約束等“游戲化”工作設計的要點貫徹到工作中去，以提升認真工作的吸引力，是公共部門組織管理的一個前沿課題。此外，還應貫徹實事求是的精神，優化干部調研的工作方法，全面推行循證決策與循證管理。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責編/趙橙涔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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