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層與利益分化：社交“隔間化”現象的必然
網絡社會，被社會學家界定為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方式，它不僅在社會物質層面呈現出巨大的變遷，還在個體精神層面帶來顯著的影響，它以技術驅動和實現的各種“連接”，全方位重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從而形塑新的生活方式。具體而言，這種生活方式既包含一種被網絡技術規劃的時效，也充斥著一種技術邏輯與價值理性交互的發展選擇；與此同時，還意味著它既可以帶來人們利益訴求即時回報的利好，也可以加劇個人價值認同及其社會資源配置均等化的缺失，折射了社會分層與利益分化造成的矛盾現實。而社交“隔間化”，只是其中的文化癥候之一，它為我們理解人類社交走向多元化及形成“容”“融”互動的文化有機性提供了文化社會學的闡釋角度。
如果說“隔間”描述了一種彼此獨立的狀態，那么“隔間化”則刻畫了這種彼此獨立的走向及過程。為何會出現社交“隔間化”？筆者認為最重要的社會動因來自于社會分層與社會利益的分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無論是種類還是效率，滿足人們需求的物質手段和精神方式會同時提升。因此，簡單的、整一性的、無差別的生產與供給會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逐步走向復雜與多元，在此進程中，生產不再是單向滿足需求，它也被需求反作用，即生產與需求的雙向互促形成了兩者的深度交融——“生產即消費”“消費即生產”隨之循環。換言之，需求的創造力越來越顯著地影響生產的創新性，此謂供需循環和融合迭代。以此觀照人類社交方式及形態的演進，其實就是立足于經濟—文化的社會互動與互促框架下的必然選擇，即從簡單的整一到復雜的多元，這是社會分工的結果，更與社會分層、社會分化密切相關。由此分析社交“隔間化”現象，即經濟發展導致社會群體在物質、精神占有及訴求上出現差異化，不同階層的人們有了強烈的身份認同與價值實現需求，這種差異化的想象和實踐不僅形成社會分層，還帶來其利益訴求及表達的社會分化。概言之，就是社會分層與分化伴生互動，從大眾走向分眾、小眾，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相應地，它也在回應與滿足中涌現社會文化需要的個性化及多元性。可見，這種社交“隔間化”是人們適應高階發展的文化自覺與自主能動，而此時社會分層和群體分化均需要順應的載體。那么，社交“隔間化”就成為其動態彈性的一種選擇，它看似從整體中分化而出，實則是彌合差異且維持均衡的一種結構策略，體現了人在社會化融入與現代化守恒中的實踐邏輯。
當然，不容忽視的是，在全球化、網絡化、信息化發展的格局下，尤其是處于轉型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這種社會分層所帶來的階層固化、利益格局分化加劇，促使社交“隔間化”面臨挑戰。因為它所映射的個體焦慮、認同缺位、表達缺失等以小眾共同體為連接，其實是試圖獲得線上線下關注、關心和支持、認同的社會融入及文化參與。這些“隔間”，正如社會有機體中的構件，它們貌似散落，但卻是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源及參與社會整合的強大力量，它們亟待被重視并給予善意對待與智慧聚合。
差異彌合與理性拉張：社交“隔間化”效應的實然
網絡社會的來臨，凸顯了無處不“快”的時間感和效率追求，但也讓“慢”思考、“慢”享受變得奢侈與稀缺，而網絡社交“隔間化”似乎正當其時，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緩解這樣的生活“矛盾”。近年來，大量以趣緣聚合的社群以及以偶像明星為連接的“飯圈”不斷涌現，它們或將現實中的缺失、遺憾、向往轉移至網端實現；或將興趣愛好在線上線下通過自組織施展；或者分享、探討各自的經驗洞見；或者參與各類公益活動提供志愿服務……可以說，各類網絡社群的興起，其本身就是社交“隔間化”的表征，體現了當下人們個性的釋放、文化的多元、社會的包容，尤其是在互聯網技術快速高效的社會連接下，社會表達突破了時空局限，令分眾化的、自主性的社交變得急速、交互、有效。這是社交“隔間化”在網絡時代充滿時效與溫度的效應。當然，這也與多數青年為網絡原住民，他們親身參與了社群交流，對社交“隔間化”有著深切感受有關。
與固定的線下社群聚合機制不同，網絡社交中的“隔間化”是動態、便捷的彈性機制，如一些學者所言的“自組織”和“內部認同感強”，因此給人“這么近又那么遠”的距離，這恰好是網絡社會的扁平化時效特征所支撐和完成的組織結構及行動邏輯，它可以節約成本，有效整合社會力量，為體制內的欠完善設計提供彌合方案。在此意義上，網絡社交“隔間化”在公益動員、志愿服務、應急援助中的積極而獨到的作用，早已超出彌合社會差異的邊界，進而轉化為社會動員中連接內外、整合資源的社會力量“輕騎兵”。此外，這里所言的“彌合”還有一層含義，就是在社會文化的大系統中，網絡如容器，包羅萬象，社交“隔間化”可以使多樣主體、多元表達得以容納，讓社會文化生態更具流動性、多樣性，并且充滿時代活力。
需要強調的是，“隔間化”效應的生發中，社交自有它的理性。這種理性的內涵包括兩層要義，一是交往規律，二是交往秩序，即平等包容。在此基礎上審視社交“隔間化”，我們發現它并非是絕對的靜態，而是社會交流溝通中的流動聚合體，在特定的時空或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存在歸并、解散等轉化的可能，這也是其內在的社交自主、自愿、自決等運行規則所在。由此我們注意到，即便是在單個的“隔間”內，都不是高度統一的聯合體，其成員既有共識也有個人見解，它是“求同存異”的交流單元，之所以還能夠聚合共在，就在于其“同大于異”，并且在此前提下可包容內部的差異；更確切地說，對這一內部差異的包容，其實是對主體價值認同下的多樣化闡釋及自我定義的尊重，而這種尊重得到了社會利益“最大公約數”的肯定。因此，“隔間化”也作為一種身份的自我表達及價值認同的分化機制，在更大范圍的社交中，有時會自動溢出社群的常態“邊界”，進入公共領域的互動，參與有共同興趣及關切的對話討論，甚至形成與別的社群的話語競爭或聯合行動。此即圈層間的互動，它可以讓社群成員的多圈層身份得以正當化，社群成員之間也可以平和以對，坦然接受。而這樣的跨圈層互動，原本就是社交網絡化、自主化的規律使然，所謂的“隔間化”是相對概念，它預示著社交的流動性才是絕對的，一旦轉化為有效的社會參與，就將顯示相應的整合力量和社會效應。
同時，社交中的流動性不以“隔間”為局限，相較于社群外圈層間意見沖突的常態化，有時在特定情景下，社群內發生意見沖突也在所難免。比如，明星偶像的粉絲群從早期較為單一、一致的“崇拜認同”分化為更加小眾、具體的“自我認同”，粉絲群內的“話語暴力”相繼出現，隨之進行所謂的亞文化圈層的自我冠名以強化文化區隔，但卻時常表現為排斥異己、打擊異質、混淆是非、顛倒主次。這不僅攪亂了原有的隔間秩序，打破了原有動態均衡的話語生態，而且還造成了異類對峙的文化誤導及價值扭曲，令人擔憂。這是一種與社會主流價值認同和理性共識拉張的破壞力，雖然不常出現，但也需要警惕和做好必要的疏導及防范。對處于價值觀形塑期的青少年來說，這樣打著“差異合理”“病態正常”“表達無責”等旗號的“隔間化”誤導，可謂危害深遠，與亞文化“污名化”有著本質區別。
對此，我們須在社交理性上進行辯證審視——網絡社交中的“隔間化”效應，關鍵在“人為”，所謂的正效應——如前所述的公益志愿社群的“隔間化”，它成于社會公益理念的啟蒙和認同，服務于社會共建共享；它遵循自愿自主自覺的自組織原則，彰顯了社交“隔間”的善意與大義。這些社群在實踐中實現了價值認同與共意整合的示范，并且啟示我們：以私利或私欲為中心的社交“隔間”，除了形式標新立異的自娛自樂或“圈地自賞”，最終將加大與社會共意的鴻溝，朝著自我“窄化”、價值虛無等體驗幻象的迷途越行越遠，無法自清而消溺。
構筑包容互鑒的文化同心圓：社交“隔間化”利他的應然
當下社交網絡化的現狀顯示，“隔間化”并不是要自閉或隔絕于社會溝通體系；恰恰相反，它是借助于網絡自組織、便連接的極速高效，以社群及其亞文化的姿態積極參與社會互動。這體現了它作為衍生文化對主流文化的依附性，也展現了其與主流文化共在的源流性。據此，我們可以分化與聚合來歸納其演進機制。由此構想：當這些“隔間化”產物及效應被聚合為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序結構”時，我們是否能夠實現由自我融入大我，并達成主體尊重、圈層互鑒，進而構筑包容利他的文化同心圓，以此消除認知壁壘，激發價值認同，最終形成交往互信與互利的向心力。這一構想與1997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最先提出的“文化自覺”內在相通，他說：“文化自覺，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以及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去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歷史過程，只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能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經過自主地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種文化都能和平相處，各持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借用文化自覺來觀照社交“隔間化”的利他可能，筆者認為，社交“隔間化”不僅代表著社會主流文化在網絡結構中的價值認同分化，也預示著主流文化的主導性在自我與大我之間正遭遇關系重構。
身處網絡社會，面對“隔間化”所產生的社交焦慮和認同缺失，我們需要以文化自覺的敏銳及有效方法，多一些耐心，多一些體諒，善于在多元異質的碰撞中打撈真知，捕捉建設性機遇，在主動融入大我、超越小我中，克服與規避眾聲喧嘩中的離散、孤獨與虛無。同時，我們也需智慧搭建包容、互利、互促的溝通之橋，深入挖掘與接續我們共認與依附的文化根脈，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整合“隔間”，趨利避害，讓小我聯大我的文化同心圓構造為向心力，煥發更深遠的凝聚力和創新力。這是“隔間化”表征社交網絡化及其社交向善、社交利他并值得期待和為之努力的愿景。
（作者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四川省新聞教育學會會長，四川省網絡文化協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