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導 李曉
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理論聯系實際，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一直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制勝法寶，為何在此基礎上又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兩個結合”，靈肉同軀、一體兩面，是一個不能割裂的整體、無法剝離的實存
“兩個結合”，是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新時代的歷史前沿，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節點，對中國共產黨踐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百年歷程的新認識、在理論高度的新總結，代表了我們黨理論創新的新境界，也為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指明了新方向。
“兩個結合”，既有內在聯系，又各有側重。所謂內在聯系，是指中國的具體實際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靈肉同軀、一體兩面，是一個不能割裂的整體、無法剝離的實存。各有側重在于，前者強調的是存在論，是具象化的環境、條件、事物，后者強調的是認識論，是精神性的理念、原則、方法。
中國的具體實際固然有感官觸及的森羅萬象，但同時也有深沉心底的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辯證的統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然包括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只有密切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能更好地認識中國具體實際。
“兩個結合”，構建了馬克思主義同鮮活的中國具體實際及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聯系，把工業革命以后誕生的人類歷史上最先進最科學的思想理論體系，與人類歷史上最悠久最連貫的智慧寶藏緊密聯結。“兩個結合”的過程，實際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民族復興的百年奮斗史上，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同頻共振、同步共進的過程：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滋養下、通過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得到了新發展、注入了新內涵；另一方面，古老的中華文化煥發了新的生機，展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和普遍適應性。
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不是一廂情愿的空洞口號，而是憑恃博大精深燦若星河的文明碩果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輝煌成就。事實雄辯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運用者和發展者，而且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新者；中華民族不僅能夠學習和發展人類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且善于學習和發展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人類一切最先進的思想理論。我們有必要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層面，深刻領會“兩個結合”新論斷的豐富思想內涵、深邃精神意蘊、重大創新意義。
“兩個結合”，源于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流和精髓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靈魂，一經結合，百年不渝，歷久彌堅，生機盎然。此情此景，無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還是在全世界政黨史上，都前所未有、罕見其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精粹在諸多方面有著天然的契合點和相通之處。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是因為它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提供了科學的思想武器，那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可以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則是因為中華民族在致力于探索宇宙奧秘、根究社會規律的五千年文明進程中，也積累了一系列真理性的精華。其中的很多文化精髓可以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在宇宙觀方面，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中國的樸素唯物論相通。在方法論方面，雖然中國古典哲學的辯證觀念不像康德、黑格爾那樣基于自身邏輯演繹，而是來自于對自然和社會的觀察體驗，但以《周易》和老莊思想為代表的異常豐富和發達的辯證思維，為中國人接受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提供了極大便利。《矛盾論》這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即可謂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古代辯證思維集大成基礎上進行新發展的典范。
中國固有的政治觀、社會觀也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主張、無產階級立場有相通之處。從堯舜禹到夏商周，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君權從來不是神授的，更不是血統高貴的貴族之禁臠，而是順應民心之結果。“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彖辭》）。“天命無常，惟有德者居之”（古諺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這些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和歷史實跡，與歐洲古代中世紀的神權政治和貴族政治形成了鮮明對比。體現在社會關系上，人與人的地位既非凝固不變，亦不應貴賤森嚴。從孔子倡導的“泛愛眾而親仁”，到孟子呼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愛和諧一直是中國人矢志追求的社會形態。與此相應，唯有“親民”且“止于至善”的才稱得上“大學之道”；“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周易·系辭》），即只有對廣大人民群眾有益的，才稱得上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業。
這進而使得中國人的理想人格和仁人志士的人生追求與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大眾解放事業有了某種相通之處。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塑造“君子”人格作為人生追求，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君子的使命責任。在這種信念激勵下，中國歷朝歷代仁人志士的人生抱負不是追逐個人名利、計較自家得失，而是塑造了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林則徐“茍利家國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家國情懷和人生追求。
在價值觀方面，馬克思主義把對人類發展的貢獻作為評價人物事件的準則，中國人心目中矗立的不朽豐碑，也是被概括為“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那些立德立功立言者，無一不是通過道德風范、文武事功、思想理論對人類、民族、國家、社會作出巨大貢獻者。
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回信中號召：“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了解中國。”正是中華民族的這些寶貴精神財富，為中國人鑄就了骨氣之脊梁，培植了底氣之丹田。它深深融化在民族血液中、牢牢鐫刻于民眾腦海里，是永不磨滅的共同記憶，是萬古長存的一致圖騰。它似黃鐘大呂，激勵著一代代優秀兒女為民族興亡獻身；它以浩然正氣，鼓舞著一批批志士仁人為人民利益犧牲。實事求是地講，受諸多條件限制，無論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很多壯士英烈之所以義無反顧投身革命，一開始未必緣于精通馬克思主義，大多數是因為受這些樸素道理之鞭策，被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所感召。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人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接受、運用、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那么，這個過程無論過去還是將來都是深植于中國文化土壤、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智慧寶庫中汲取滋養的。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是人類文明發展之結晶，不獨屬于西洋，而屬于全人類；那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樣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價值亦不囿于中國，而具有普適性。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成就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個結合”，才能更加自覺確立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更加堅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