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頒布了反壟斷的相關法律，而且矛頭大多指向大企業。之前我對此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立法者為何認為企業規模大就是壟斷。而讓我更感困惑的是，西方各國政府無不希望國內企業做強做大，可同時卻又反強反大，這豈不是要讓企業無所適從？
自己以研究經濟學為職業，當然知道市場經濟所奉行的基本規則是公平競爭。所以我的觀點，政府應該反對的“壟斷”并不是“大”，而是不正當競爭。若有企業欺行霸市、強買強賣，對這種不遵守市場規則的行為，無論規模大小都應打擊。換句話說，反壟斷不能只針對大企業，也不能武斷認為企業大就會妨礙公平競爭。
大約20年前，我曾用三個月時間研讀美國經濟史。說是研讀，研究其實不深，主要是讀。不過，對美國的反壟斷法例，倒是作過一些思考。我發現，美國反壟斷起初也是針對大企業，只是到了新世紀前后，他們才調轉槍口不再反大，轉向反不正當競爭。為何前后會發生如此大的改變？回答此問題，需要了解美國出臺反壟斷法的背景。
19世紀下半葉，美國出現了一些巨型企業。這些企業憑借其市場支配地位，碾壓中小企業，盤剝消費者，社會各界強烈不滿，民怨沸騰。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美國國會啟動了“反壟斷”立法程序，并于1890年以壓倒性多數票，通過了第一部反壟斷法——《謝爾曼法》。《謝爾曼法》作為母法，與后來的《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一起，構成了美國反壟斷法的基礎。
可想而知，美國在那樣背景下推出反壟斷法，當然是反大，而且重點是針對三類所謂“掠奪性定價”行為：一是大企業為獲取暴利相互勾結而達成幕后協議，通過控制產量來抬高價格；二是大企業雖不與同行勾結，但規模大到足以主宰市場，通過大幅度降價排擠中小企業；三是大企業將同一商品以不同價格賣給不同消費群體，也就是今天經濟學所說的“價格歧視”。
看上去，對哪些行為屬于違法，反壟斷法似乎作了明確界定，可在操作層面其實并不明確。比如對企業究竟多大會面臨制裁、何為掠奪性定價等，法律并無相應的條文解釋。我想過這個問題，法律之所以不解釋，是因為難以解釋。某企業在當地市場占有率雖然很高，但從國際市場看，卻可能微不足道。大企業提價或者降價的原因非常復雜，也不好一概認定都是“掠奪性定價”。
對于“反大”，也有不少經濟學家提出過批評。第一個力挺大企業的是熊彼特。他在1911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中指出：“不斷的創新，就像是跳動的琴弦，演奏著經濟成長的美妙樂章，而撥動琴弦的正是那些領導市場的巨型公司，我們有何理由去指責我們的樂師呢？”后來以斯蒂格勒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也持相同的觀點，認為生產資源集中在大企業，有利于提高規模經濟效益和生產效率，應減少對大企業的干預。
回頭再看美國反壟斷。前面說過，在不同時期美國反壟斷的指向不同。《謝爾曼法》頒布后的近百年，美國一直是“反大”。1911年，最高法院宣布，美國煙草公司和標準石油公司因“欺行霸市”，違反了反壟斷法，勒令兩公司解散，各自拆分為若干獨立的公司。1945年，美國鋁公司又被判決觸犯反壟斷法。其實該公司并無不當競爭行為，只是法院認為它“獨占90%的市場，實在太大了”。
轉折點是上世紀70年代。當時美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政治上，美國在西方世界一呼百應的威風已不復存在；經濟上，昔日逆來順受的“小羔羊”，今天已成為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軍事上，蘇聯又擺出咄咄逼人的架勢。面對這種局面，美國國內對反壟斷產生了爭論。而恰逢此時，芝加哥學派得勢，其代表人物在政府擔任了要職，天時地利人和，于是調整了反壟斷政策。
此后的20多年，美國基于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的考慮，政府一反常態，改變了以往的做法。不僅不再“反大”，反而對大企業兼并推波助瀾。1997年，波音與麥道聯姻，組成了航空業“巨無霸”。1998年，埃克森與美孚在分離了87年之后，再度聚首。同一年，美國國民銀行與美洲銀行合并，締造出了新的金融帝國。
這里要解釋的是，1997年，美國司法部將微軟推上被告席，最后法院裁決將其一分為二。給人的感覺，美國似乎還是“反大”。實則不是。司法部狀告微軟并非微軟規模大，而是它阻止其他軟件供應商進入市場，妨礙公平競爭。當年美國司法部副部長曾明確講，“法律不會阻止你壟斷，但是，如果你濫用壟斷權力，法律就會堅決制止”。
讀者要仔細琢磨這句話。的確，壟斷與濫用壟斷權力是兩回事。在經濟學教科書里，壟斷通常分為三類：行政壟斷、自然壟斷、技術壟斷。毫無疑問，前兩類壟斷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競爭，容易濫用壟斷權力，故需盯緊看嚴；可技術壟斷不同，一家企業技術創新并不能排斥其他企業創新。尊重創新企業的覓價權，可以激勵創新，當然不能反對。
最后，我想說說美國反壟斷帶給我們的啟示。主要有兩點：第一，不能簡單根據企業規模或市場占有率定義壟斷，反壟斷并不是“反大”，美國曾有過教訓，是前車之鑒；第二，反壟斷應重點反不正當競爭，不可將創新企業的覓價行為當作“濫用壟斷權力”或“掠奪性定價”予以處罰，要防止反壟斷擴大化傷及無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