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歷來重視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向現實生活學習語言。1940年1月9日，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即《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指出：“一切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戰爭中，應有自己的文化軍隊，這個軍隊就是人民大眾。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眾，就是‘無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敵人。為達此目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毛澤東這么強調，自己寫文章、作報告乃至寫詩填詞都大量運用群眾語言。他的詩詞多是舊體形式，但集典雅與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淺意豐。這是毛澤東詩詞廣為傳誦、歷久彌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謠諺語直接引用入詩

諺語是廣泛流傳于民間的簡潔短語，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經驗和思想感情，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諺語流傳在老百姓的口頭上，有廣泛的教育作用，如“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人心齊，泰山移”，等等。正如元代房皞《讀杜詩》所云：“欲知子美高明處，只把尋常話作詩。”諺語入詩，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通俗易懂，可以使詩詞語言變得生動鮮活。

《水調歌頭·游泳》“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毛澤東自注：“長沙水：民謠：常德德山山有德，長沙沙水水無沙。所謂無沙水，地在長沙城東，有一個有名的‘白沙井’。”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對“武昌魚”注釋道：“據《三國志·吳書·陸凱傳》記載：吳主孫皓要把都城從建業（故城在今南京市南）遷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謠說：‘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這是化用。”“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既體現出長沙、武漢不同的風土人情，更表達了毛澤東從長沙前往武漢暢游長江的急迫心情。《清平樂·會昌》“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出自清代《增廣賢文》中的舊諺“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登山本是尋常之事，而“莫道君行早”卻寫得頗有氣氛，也顯示出毛澤東的興致很濃。《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一句，化用民諺“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不僅極大地增強了諺語本身的表現力，而且與開頭“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前后呼應。

如果說上述的引用屬于照搬套用的話，那么在《十六字令三首》的“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之中，就有點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集》附作者原注：“湖南民謠：‘上有骷髏山，下有八面山，離天三尺三，人過要低頭，馬過要下鞍。’”毛澤東借用民謠“離天三尺三”成句，極為夸張地寫出山勢的高峻，又反用“人過要低頭，馬過要下鞍”之句，用以形容紅軍非但沒有低頭下馬，反而快馬加鞭，飛騰而過。活用一句民謠，于是“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的大無畏氣概躍然紙上。

采用大眾話語方式寫詩

在毛澤東看來，無論文藝的任何部門，包括詩歌在內，都應是適合大眾需要的才是好的。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許多文藝工作者由于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里面常常夾著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適合大眾需要”“反映民眾生活”，是毛澤東一貫的文藝思想，這是毛澤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在詩學主張中的具體體現。

毛澤東詩詞直抒胸臆、生動活潑、言近旨遠。《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一句，將口語入詩。這不禁使人聯想到唐代王昌齡《從軍行》“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詩句略顯古板，頗似呈送上級的戰報。而毛澤東則把著眼點放在歡呼雀躍的紅軍戰士身上，鮮活地展示奔走相告的喜悅情景。《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既寫出反動軍隊“步步為營”的猙獰面目，突出蔣介石屢戰屢敗的可憐嘴臉，更反襯出革命軍民慶賀勝利的歡欣鼓舞。《七律二首·送瘟神》“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就像民間藝人在說評書，描繪出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動場面。《七絕·為女民兵題照》“不愛紅裝愛武裝”，用平易近人的口語，生動刻畫出新中國婦女英姿颯爽的嶄新風貌。

金代詩人元好問評陶淵明詩的語言風格時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毛澤東詩詞屬于古典詩詞，但少見艱深語言，也從不用深奧典故，而是嵌入了大量大眾化的常用詞和習慣語，充滿現代生活氣息。“看萬山紅遍”“看紅裝素裹”，像是游客在描繪觀感。“蒼龍”“螞蟻”“蒼蠅”“小蟲”“蚍蜉”等等，都是人們痛恨和鄙視的邪惡勢力。“六月天兵征腐惡”“天兵怒氣沖霄漢”，“天兵”是人民群眾對革命軍隊的形象叫法。“黃洋界上炮聲隆”“百萬雄師過大江”，儼然就是老百姓對戰爭風云的直白描述。“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好像老少爺們在談天說地。“吳剛捧出桂花酒”“今日歡呼孫大圣”，即便神仙都是些人們熟悉的人物。“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云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工整典雅，但也類似于百姓喜聞樂見的春聯。

從民歌中汲取豐富營養

1957年1月《詩刊》雜志創刊號首次發表毛澤東18首詩詞作品時，毛澤東在給臧克家等人寫的信中指出：“這些東西，我歷來不愿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據梅白回憶，毛澤東曾說：“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怨而不傷，溫柔敦厚嘛……”毛澤東認為古典詩詞在詩體建設上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驗，符合中國老百姓的審美習慣，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但他也深刻地認識到，要使古典詩詞藝術之樹常青，“一萬年也打不倒”，就必須對其進行“改革”。

1958年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談到新詩時說：“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1965年7月21日，他在《致陳毅》中寫道：“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民歌來源于民間，以人民群眾為主體，反映人民群眾在生產勞動和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風貌，語言應用生動活潑，凝練傳神，多以人民群眾的口語入歌，體現出鮮明的生活氣息和民族特色。

其實，新詩舊詩只是一個相對概念，不能單純從形式上判斷新舊。毛澤東詩詞只是采用了舊體詩詞的形式，但作品所呈現的內容、思想、感情、語匯則是與時俱進的。《雜言詩·八連頌》以三言為主體，類似于三字經，朗朗上口，其中“拒腐蝕，永不沾”“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至今依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芒。該詩以其通俗淺切、鏗鏘有力的風格，明白如話的民歌情調，鮮明突出的政治傾向，產生了獨特的審美效應。這首詩是毛澤東在民歌基礎上發展新詩的一次積極探索。

毛澤東重視詩詞的語言問題，就本質而言，是在致力于解決“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的根本問題。毛澤東極力倡導詩歌的民族化和大眾化，具有鮮明的針對性，無疑為古典詩詞推陳出新指明了一條康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