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大背景下，早前過于偏重經濟利益導向、完全依靠產業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梯次轉移的傳統發展思路，容易陷入“邊開發、邊破壞”“先破壞、后治理”的痼疾之中無法自拔，已經不符合當前新形勢下的時代潮流。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念深入人心。顯然，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是綠水青山的重要載體。此時，活化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加快推進欠發達地區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機制，是實現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應予以密切關注并積極推進。
清醒認識現實困難
對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應進行有效管理
首先，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的范圍非常廣泛。山水林田湖草沙、礦藏、荒地、灘涂、土地、野生動植物資源、無線電頻譜資源、海域、無居民海島和空域等，雖說不是包羅萬象，但也是非常龐雜。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的來源、控制主體及其經濟價值等都較難清晰界定，相應地，其所涵蓋的范圍也較難有效刻畫。要將為數眾多的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清晰界定，摸清家底，管理難度較高。
其次，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的權屬比較復雜。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礦藏、水資源、海域、無居民海島、無線電頻譜資源、野生動物資源、城市的土地和空域，全部為國家所有的自然資源；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則存在國有和集體所有兩種所有制形式。但是在實際操作層面，部分自然資源類資產的權屬關系比較復雜：國有的、集體的、聯營的和個人的，以及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和使用權等原生及派生權力交織混雜在一起，確權登記工作難度較大。
再次，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的度量單位多元。自然資源類資產的存在形態各異，度量單位多元，例如，土地、森林、濕地等以公頃作為度量單位，礦產以儲量（噸）進行度量，水資源則以立方米作為度量單位。多元化的實物量度量單位導致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的價值量難以準確評估，無法用統一的價值形態即貨幣進行有效衡量；這導致國有自然資源的資產負債表很難有效建立起來，要摸清國有自然資源家底、繪制自然資源“一張圖”并不容易。就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來說，如何將資源轉化為資產，目前的轉換通道并不順暢，仍然是一道待解的難題。
最后，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的監管部門眾多。盡管2018年3月，新組建的自然資源部已經開始整合國土資源部的職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組織編制主體功能區規劃職責、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城鄉規劃管理職責、水利部的水資源調查和確權登記管理職責、農業部的草原資源調查和確權登記管理職責、國家林業局的森林及濕地等資源調查和確權登記管理職責、國家海洋局的職責、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的職責等，但是在實際運作層面，部分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的產權歸屬不清，權責劃分不明確。存在幾大難點：一是自然資源管理部門在實際開展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工作中，仍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與生態環境部門、農業農村部門、水利部門、林業草原管理部門、應急管理部門、城市建設部門、國資監管部門等的工作協調，而這一協調機制仍處于磨合之中，而各部門之間的權力邊界和責任劃分并不清晰；二是新組建的自然資源管理部門在地方層面的整合進度在步調上并不一致；三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在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的所有權、處置權和收益權的配置及其匹配情況尚不理想。
積極推廣先進經驗
把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轉化為生態產品
所謂生態產品，是指在不損害生態系統穩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由生態系統為人類生產生活所提供的物質和服務，主要包括物質產品供給、生態調節服務、生態文化服務等。可見，把自然資源轉變為生態產品，實現了從資源形式向資產形式的躍升，是其價值實現與價值創造的關鍵步驟。這一轉變，可以將自然資源中所蘊含的內在價值，充分、有效而且適度地激發起來，進而實現相應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在轉變為資產型的生態產品之后，其“難度量、難抵押、難交易、難變現”的困境將得到明顯緩解。因此，應積極穩妥地推進自然資源確權登記、開展生態產品信息普查、建立生態產品價值評價體系、制定生態產品價值核算規范、推動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結果應用。
自然資源部于2020年4月和10月陸續發布過兩批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典型案例。這些典型案例都非常值得欠發達地區認真學習和借鑒，也使我們對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目標的實現充滿信心。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21年4月印發的《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高屋建瓴，對從自然資源向生態產品的轉換給出了非常系統的頂層設計和極為詳盡的實施規劃。
應依托具體的生態產品項目，將其作為欠發達地區的價值實現載體，以點帶面、點面結合、點面聯動，實現資源向資產的轉變，助力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
高度重視配套機制
把自然資源類生態產品轉化為綠色資本
首先，我們要高度重視并充分認識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活化其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以及加快推進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重大現實意義。一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在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方面來源豐富、品類繁多，其開發及發展潛力巨大；二是在這些經濟欠發達地區，一般的經營性國有資產質量較差、體量偏小、活力不足，歷史遺留問題較多，難以充分發揮其對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引領作用。在這一背景之下，需要我們努力克服前述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在有效管理中的現實困難；把國有自然資源轉化為生態產品類資產，以推動其價值實現；進而把生態產品類資產轉化為綠色資本，以實現其價值增值和價值創造，助力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
其次，由于生態產品具有較強的公共屬性，因此在實施方案和配套機制的設計方面，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國有資本要切實發揮其“壓艙石”作用，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各主要節點，應落實其關鍵引領作用，以體現生態產品的公共屬性；二是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等第三方力量應努力發揮其專業優勢并借助于其獨立、超脫地位，積極提供解決方案并有效溝通各方；三是民營資本應適當管控其在生態產品項目中的短期收益預期，樹立“十年樹木”的長期導向。相應地，在考核指標和管治模式的安排過程中，不宜過度使用經濟效益指標，以避免陷入以前“邊開發、邊破壞”“先破壞、后治理”的困境之中；要樹立共有共治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構建政府與國有資本、社會與民營資本、村民以及具有獨立地位的第三方利益相關者之間“多元共治”的管治模式，進而設計出公平合理、為各方所共同接受的利益分配機制及權力結構安排。
最后，省級國有企業（尤其是非競爭類的國有企業）、省級國有資本、省級國有綠色資本及綠色基金等，應該在欠發達地區生態產品的形成、推廣及其價值實現的過程中發揮核心樞紐功能。由于我國對自然資源類國有資產的管理，實施的是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執行的模式，而且國企的目標導向或基因中天然地具有社會及公共屬性，再加上省級國企能夠調動和整合的資源要遠遠超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基層國企，因此，由省級國有資本擔負起撬動生態產品的綠色資本重任，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必要性，更具有可行性。省級國有資本向上整合央企資源、橫向整合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及民營資本資源，向下整合欠發達地區的基層國有資本，進而可以更加有效地推動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為更加廣泛的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外溢價值，真正做到互利共贏。
（本文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國有資本并購重組理論、機制與模式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72132010。作者：辛宇，中山大學管理學院教授，中山大學企業研究院研究員，珠江學者特聘教授；金獻坤，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