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專欄《創新是一連串事件》一文中曾提出，國家應重點資助基礎研究、撒手锏技術與顛覆性技術創新，而且對基礎研究的成果要予以重獎。有讀者問，國家為何不為基礎研究成果授予“專利”，讓科學家也通過市場取得收益回報？是好問題，值得為文解釋。

對這個問題，我那篇文章給出的理由是：基礎研究是發現規律，而規律客觀存在，不屬于發明或創新，而且成果（定律或定理）的使用不排他，屬于公共品。作這樣的解釋當然沒錯，可轉念再想，有些技術發明成果的使用也不排他，而國家卻為其授予了“專利”，此為何故？

舉個例子，某制藥企業研發出一種治療冠心病的特效藥，若將“配方”公開，讓其他藥廠免費使用，這樣便可增加藥品供給，價格下降，病人會因此受益。可國家為何要對“藥方”授予專利并加以保護呢？學界流行的解釋是：若國家不提供專利保護，讓別的企業坐享其成，今后將不會有企業再研發新藥了。

是的，國家保護專利是為了激勵創新。而從經濟學角度看，保護專利的實質，是保護技術壟斷。對技術壟斷是否應該保護，經濟學家歷來有不同的觀點。主張保護的學者，主要以邊沁、密爾等人為代表。邊沁說，沒有專利保護不會有發明，而且其保護成本為零；密爾也持相同的看法，并指出保護專利的成本即便不為零，但也很低，可以忽略不計。

另一派則以陶西格、庇古等學者為代表。在陶西格看來，技術發明是某些人與生俱來的天性，無論有無保護，他們都會發明；庇古認為，保護發明專利并不會明顯增強人們發明的意愿。不過與陶西格不同的是，他認為保護專利可減少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的分離，能讓技術成果應用到具有較高價值的用途上去。

兩派觀點相互對立，分歧集中在兩點：一是保護專利是否能激勵發明；二是專利保護的成本是否低到可以忽略不計。關于第一點，陶西格講的并非全錯。的確，有些技術發明是出于人們天性（興趣）。如中國古代發明了造紙、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等，當時并沒有專利保護，我國最早建立專利制度是在1912年。這樣看，沒有專利保護也可以有發明。

不過，這并不能證明發明不需要保護。想問讀者：人類第一次工業革命為何肇始于英國？我想到的原因，是繼1474年威尼斯共和國頒布《發明人法規》后，英國于1624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較為完備的專利法。正由于有完備的專利保護制度，英國才率先推動了第一次新技術革命。20世紀以來，美國先后主導了第二次、第三次新技術革命，其中一個重要前提，也是美國有嚴格的專利保護。

再看專利保護成本。邊沁說，技術專利保護的成本為零。此觀點肯定不對。我們知道，成本是選擇的代價。對一個國家來講，無論專利是否保護皆有成本。若保護專利，代價是放棄讓其他企業免費使用的收益；若不保護專利，代價是抑制技術創新。讀者想想，今天為何所有國家皆對專利保護設定有效期（如20年）？答案是國家保護專利有成本。

再往深處想，發明人申請專利，同樣也有成本。有個奇怪的現象，時下有些民營企業主手里持有祖傳秘方，可他們卻不肯申請專利。這是為什么？因為申請專利可能讓他得不償失。專利有一定的保護期，超過了期限便不受保護。這樣對秘方持有者來說，申請專利的成本，是放棄自己獨享祖傳秘方的持久收益。

由此看，技術發明成果是否需要“專利保護”，最終取決于各自的成本。前面庇古說，保護專利可減少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分離，能讓技術成果應用到有較高價值的用途上去。此判斷原則上沒錯，但我認為并不是重點，保護專利的重點，是將某項新技術的社會收益內化為發明人的私人收益，激勵發明創新。

回頭再說基礎研究。毫無疑問，基礎研究成果的私人收益會小于社會收益。可國家為何不為其提供專利保護呢？思來想去，我認為有兩方面的困難。首先，基礎理論的應用面非常廣，若提供專利保護，其成本要比保護某項技術成果高很多；其次，基礎理論成果沒有商品載體，不能分割，難以在市場銷售。

上面這兩大困難，歸根到底，則是源于基礎理論成果屬公共品。現在要研究的是，公共品是否真的無法收費？以往經濟學家認為公共品無法收費，是因為消費不排他，難以確定受益人。現在看來，此觀點不一定對。有一個可證偽的例子：電視臺播放新年文藝晚會，觀眾收看不排他，是公共品，而電視臺卻可通過插播廣告向企業收取廣告費。

可見，公共品雖不能直接收費，但卻可委托“廣告”間接收費。事實上，基礎理論成果也可委托收費。問題是怎樣委托？目前國內的做法，是委托國家的科研院所，由政府出錢資助。而在歐美國家，則主要是委托私立大學。大學需要基礎研究支撐，基礎研究越強，學校名氣越大，可獲得的社會捐助就越多，這樣也就有財力為研究人員提供更優厚的待遇。

寫到這里，我們可得三點結論。第一，專利保護可激勵創新，但也有成本，國家不為基礎理論成果提供專利保護，原因是保護成本過高。第二，基礎研究容易出現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分離，要鼓勵基礎研究，需將社會收益內化為研究人員的收益。第三，內化社會收益應雙管齊下，既可委托國家的科研院所，也可委托民辦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