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數字鄉村發展體系，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途徑、推進農民增產增收的有效載體。在此過程中，需重視對村民數字能力的培育，彌合城鄉居民之間的數字差距。
近期，商務部等9部門辦公廳印發《縣域商業三年行動計劃（2023—2025年）》，要求建立縣域統籌，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重點、村為基礎的農村商業體系。到2025年，在全國打造500個左右的縣域商業“領跑縣”，建設改造一批縣級物流配送中心、鄉鎮商貿中心和農村新型便民商店。推動農村數字應用，從銷售前端向采購、庫存、配送等全過程延伸，加快鄉村建設的數字化轉型。這一行動計劃表明，數字技術正改變著中國的鄉村面貌。構建數字鄉村發展體系，打造數字鄉村發展新模式，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途徑、推進農民增產增收的有效載體，將為農業農村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和機遇。
考察我國數字鄉村建設路徑，主要為兩種模式：技術賦能型和行政主導型。前者強調借助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塑造智慧農業、電商經濟、數字產業等新興業態，構筑數字農業平臺、環境遙感監控平臺和城鄉社會數字化治理平臺等數字經濟集合體，為鄉村數字經濟發展奠定基礎。后者則由政府主導，通過制定地方鄉村數字化轉型政策，設立專門的指導部門，作為組織支持。采用可視化監管和精細化服務，鼓勵企業和多元社會力量參與數字鄉村建設。派駐干部駐村與引進專業技術人才，組成“技術骨干”下沉鄉村社會，以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的速度。
兩種路徑有力促進了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數字化轉型。不過，以外源輸入為主要動力的路徑，仍存在亟需克服的問題。
其一，資源配置上的“懸浮”。盡管國家不斷向鄉村輸入資源，但現實中，不少村民涌向城市務工，人口外流致使鄉村結構空心化。不少村民缺乏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和積極性，造成數字鄉村建設進展有限，不易打通城鄉融合發展的“最后一公里”。
其二，主體能動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擠出”。當前，數字技術存在較高門檻，限制了村民的有效參與。一方面，教育水平和科技能力不足，使得許多鄉村群體被拒于數字技術高墻之外。另一方面，地方常常將完成短期績效考核任務置于首位，忽略了數字鄉村建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和制度化培育。
其三，發展績效存在區域差距。2022年北京大學發布的《縣域數字鄉村指數》提出，我國數字鄉村建設取得初步成效，但仍面臨經濟數字化水平偏低、區域差異大、數字鴻溝與經濟鴻溝交疊、新業態惠民不夠等方面的問題。上榜百強縣前五位的省份全部位于東部地區。無論是技術賦能還是政府主導，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地區的人口結構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產生上述問題，部分在于忽視了對鄉村建設的主體角色，即村民的數字能力培育。未來，迫切需要提升數字鄉村建設整體水平，強化村民數字能力，彌合城鄉居民之間的數字差距。
數字能力的培育，包括數字設備操作能力、數字信息整合能力和數字安全維護能力。數字設備操作能力，意味著村民可以隨時通過互聯網獲取各類技術和商品信息。政府通過啟動數字化課堂，實現“互聯網+教育”的有效聯結。以直播和錄課推送等形式，讓名師走進鄉村，完善培訓課程、嵌入就業創業平臺，幫助村民適應這一變化。這有助于改變村民的信息獲取方式，推進農業生產的信息化與數字化進程，將農產品銷售從線下擴展到線上，提升農業產出，深化電商發展，提高數字鄉村建設的經濟效益。
數字信息整合能力，是指政府提升農戶在金融、網購和社交等領域的數字整合能力。通過搭建信息公共化的數字服務平臺，幫助農戶學會利用電子商務大數據，打通產品流通渠道，精準匹配貨物供求，建成“一鎮一站、一村一點”的物流配送站點，提高農產品供給量，防止農產品產能過剩，推動鄉村電子商務向數字商務的智慧轉型，提升數字鄉村建設的商業效益。
數字安全維護能力，重在提高農民的數字安全素養。通過政策引導搭建創新平臺，自主培育本土信息安全維護人才，形成優質人才帶動鄉村安全發展的專項幫扶模式。及時把握鄉村突發情況，穩定供求預期，提高防范能力與應急指揮能力，補齊鄉村信息治理短板，提升數字鄉村建設的公共安全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