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有生命力，就必須與時俱進。我們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經濟學即中國經濟學，是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任務。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堪稱世界奇跡，指導產生這個經濟奇跡的經濟學理論，就是植根于中國大地的中國經濟學。中國經濟學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守正創新的成果。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推進問題導向的理論創新，不斷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符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正確回答，形成與時俱進的理論成果，更好指導中國實踐。堅持問題導向研究中國經濟學，不僅是從實際出發，還要回到現實，解決實際問題。只有這樣，中國經濟學才是致用的科學。

在回答中國之問中發展中國經濟學

我國是發展中大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中國經濟學需要回答的中國之問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持續發展、更高水平發展是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經的階段”。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后，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探索性事業，還有許多未知領域，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大膽探索。這正是中國經濟學所要回答的中國之問。

以中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回答中國之問涉及五個維度：一是經濟制度分析，內容既涉及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又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二是經濟運行分析，其中，微觀分析關注經濟效率，涉及資源配置效率、投入和產出效益的比較；宏觀分析則關注經濟增長和宏觀經濟穩定。三是經濟發展分析，即以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目標，根據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研究高質量發展；依據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關注開放發展研究。四是發展動力研究，除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產生的制度動力，還涉及市場經濟活力、內需拉動力和創新驅動力。五是經濟安全分析，包括如何統籌好發展和安全，規避經濟風險如宏觀風險、市場風險以及國際風險輸入等。

在回答人民之問中發展中國經濟學

中國經濟學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學，重視解決人民群眾急難愁盼的經濟問題。如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就是當前中國經濟學需要回答的人民之問，具體來講就是如何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推動共同富裕。

首先是富裕人民。富裕程度與生產力發展水平密切相關。黨的二十大報告用專門篇章擘畫“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高品質生活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顯著提高；二是消費升級，由追求消費的數量轉向消費的質量，更為關注消費的品質、檔次、品牌、衛生、健康和安全。消費對經濟發展起基礎性作用，建立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需要解決好居民能消費、愿消費和敢消費的問題。

其次是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進入新時代，在人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時，收入分配領域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城鄉與地區收入差距擴大問題、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問題。分配制度是保障改善民生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政策，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既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也是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

在回答時代之問中發展中國經濟學

認真研究并解決所處時代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是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的根本任務。處于什么發展階段就有什么樣的發展目標、發展方式、發展動力。回答好時代之問，中國經濟學需要準確定位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

一是準確把握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時代特征與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也不是一個自發、被動、不用費多大氣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過的階段，而是一個動態、積極有為、始終洋溢著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日益接近質的飛躍的量的積累和發展變化的過程。”經濟發展進入新發展階段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不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解決的主要途徑是促進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二是準確把握數字經濟的時代特征與要求。數字經濟發展突出表現為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我國經濟技術之所以落后于發達國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與過去的幾次科技和產業革命擦肩而過。現在加快建設現代化國家，就必須主動融入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數字經濟的新賽道上與發達國家并跑領跑，在這一過程中，準確把握數字經濟的特征與要求至關重要。

在回答世界之問中發展中國經濟學

進入新時代，參與經濟全球化，僅依靠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是不行的，更好地參與國際經濟循環，一是必須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形成參與國際競爭的人才優勢；二是升級外商直接投資，引進的外資應以創新為導向進行選擇，進入的環節應是高新技術研發環節，并利用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平臺有序放寬外資市場準入。

面對發達國家在高端技術上的斷供脫鉤，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重在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在基礎研究和孵化新技術階段就對外開放，以實驗室、孵化器等平臺著力引進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進行合作創新，同時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推進制度型開放，尤其是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

對外開放還涉及國家經濟安全問題，要防止我國的現代化進程被國際風險影響甚至阻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壓力也是過去所不能比擬的”。世界金融危機、通貨膨脹的輸入，國際市場及匯率風險，全球產業鏈的脫鉤斷鏈等，都可能危及國家經濟安全。因此，越是開放，越要重視安全，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尤其要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有效防范各類風險的連鎖聯動。

總之，推進中國經濟學研究與發展，必須回答好上述中國之問、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和世界之問，中國經濟學界必須提供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理論成果，為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科學理論指導。

（作者：洪銀興，系南京大學原黨委書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