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系統復雜的生態革命，這與生態學理論的整體性、動態平衡性和層級性等特征有著較強的理論契合，需要經歷長期的、漸進的過程，涉及能源、交通、建筑等多個領域，牽動政府、企業、公民等多個主體。為此，在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雙碳”目標下的“導向性、層級性、動態性”三大特征，從生態系統論的視角出發，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

“雙碳”目標具有鮮明的導向性。碳達峰與碳中和的提出是新時代推進綠色低碳發展的戰略抉擇，有著較強的目標引領與現實導向。一方面，從當前我國現存的資源結構看，整體呈現出結構偏重、效率偏低和能源偏煤的態勢，因為富煤貧油少氣是現階段化石能源資源稟賦的客觀事實。同時，我們應該充分注意到風、光、水等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也是我國能源的客觀現實。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其中的關鍵就是逐步降低化石能源的比重，拓展應用可再生能源，而我國現實的資源結構和條件也使得碳達峰碳中和的實現成為可能，為其提供強有力的現實基礎。

此外，縱觀全球氣候變化趨勢，當前強對流天氣與自然災害頻發，對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了巨大損失，而這主要受制于“溫室效應”的逐漸加劇。因此，實現“雙碳”革命，是全球應對氣候治理的時代需要，也是維護我國人民利益、增強民生福祉的重要體現。另一方面，我國在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有著鮮明的目標導向。這里，一定要破除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實現“雙碳”革命不是單純追求傳統粗放型高速增長，而是通過技術革命創新，追求更高效、更清潔、更高端、更持續的生產結構，形成高效集約的生產方式及相應的體制機制，從而從經濟的高速增長轉向真正意義上的高質量發展。

“雙碳”目標具有鮮明的層級性。每一生態體系具有不同的層次。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推進正是在“大生態系統”與“小生態系統”兩個層級上相互作用推進的。一方面，碳達峰和碳中和工作的推進離不開“碳排放”和“碳匯”兩個重要衡量指標，這也是實現“雙碳”革命的關鍵，我們既要控制碳排放，同時還需要提高碳匯能力。碳排放的多少和碳匯能力的大小共同顯示了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稟賦，這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和內容。因此，實現“雙碳”革命，必須要在能源、工業、建筑、交通等碳排放各相關領域以及碳匯等生態系統類型下進行頂層設計和考核評估，如在能源領域，重點可關注本地區煤炭、油品、天然氣和電力消費量的變化趨勢。在建筑領域，則可以結合城市未來人口增長、人均建筑面積以及單位建筑面積能耗等指標變化趨勢進行減碳分析等。另一方面，大生態系統又是由多個小生態系統組成的，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離不開“小生態系統”，也就是各個領域在實現減碳治理中的多元主體的聯動作用。由此可見，“雙碳”革命作為生態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關鍵環節，必須建立多元共治、多方協同的治理場景。一是政府作為治理主體，應通過法規標準、政策體系、監督監管等方式發揮主導作用，從減碳源和增碳匯兩個層面加強應對氣候變化頂層設計。并且地方政府更應該結合地方區域能源結構實際，在國家“雙碳”目標的引領下制定出適合本地區的具體性的減碳策略，有序地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二是企業作為綠色產品的供給方，應結合自身主營業務確定落實“雙碳”目標的關鍵環節，引進綠色制造裝備和先進技術，加強綠色產業轉型，提高生產效率，加強企業研發，增加責任意識，實現生產全過程的零碳排放。三是公眾參與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環節，公民的低碳化價值理念和消費需求既可以倒逼企業生產轉型升級，也可以監督政府和企業履行其綠色低碳發展的責任，形成各盡所能的應對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協同治理閉環。

“雙碳”目標具有鮮明的動態性。無論是碳達峰的“波動下降”還是碳中和的“碳源和碳匯”的吸收平衡，最終都是在“減排”與“增匯”的反復過程中呈現出的一種動態平衡狀態。所以，在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過程中需要充分遵循“破”與“立”的動態轉換規律，在不斷調節“減排”與“增匯”的辯證關系中實現“雙碳”發展目標。因此，一方面，我們需要抓住“雙碳”革命的根本動力，也就是我們的創新驅動，以數字科技賦能工業制造，達到提質增效。要充分發揮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平臺作用，突破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醫藥、信息網絡和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卡脖子”關鍵技術，重點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制造業，推廣低碳零碳負碳技術，優化生產工藝流程，通過技術創新與數字智能化改造，推動企業分批次、分類別向價值鏈中高端邁進。另一方面，要注重制度建設，用好考核的指揮棒，側重綜合性評價。建立國家碳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及碳排放配額分配機制，加強碳排放統計核算與監管體系建設，研究制定碳排放權交易與其他交易市場的配額指標互認和抵扣機制等，有效減少碳排放量，規范碳交易秩序，提升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同時，地區在制定本領域的碳達峰碳中和行動方案和考評體系中，要充分結合地區推行“雙碳”工作的過程和結果，形成綜合性評價，細化各領域的考核指標，注重考核評價的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