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參觀六盤山紅軍長征紀念館。新華社發
位于長江湖北段的三峽大壩。新華社發
游客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北堡鄉的好漢山明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展廳內參觀拍照。新華社發
山東省棗莊市臺兒莊區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棗莊段）兩岸景色。新華社發
大批天鵝到河南省三門峽市黃河濕地棲息越冬。新華社發
【研究報告】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推進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也被列為2025年政府工作重要任務,提出深入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持續推進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黨的二十大提出“建好用好國家文化公園”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快速推進，一系列建設方案、保護規劃相繼出臺。2025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傳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文物局等部門聯合印發《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至此，我國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體系正式形成。國家文化公園作為推動新時代文化繁榮發展的重大工程，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動實踐，是基于我國文化、文明特性的獨特設計，也是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重要環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建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協調機構”“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為此，需要在明確國家文化公園屬性定位、建設現狀的基礎上，加快建立健全國家文化公園制度保障體系，推動國家文化公園高質量發展。
明確屬性定位，夯實國家文化公園制度建設的邏輯基礎
國家文化公園是國家為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歷史文化資源、構建民族標識、增進文化認同、展現國家形象、促進文明交流對話，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國家形象符號為主題所建構的大型的整合性文化場景。國家文化公園不同于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自然生態型國家公園，它基于“文化中國”內在特性的創新性建構，體現的是國家保護和利用文化資源、文化生態，彰顯中國文化、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和深層價值的統一性戰略部署和行動；它也區別于傳統意義上的實體公園，突破了行政區劃和管理部門的局限，是以公園的概念對一系列基于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等國家文化象征符號所建構的主題設施、場景的統合。具體而言，國家文化公園具有以下特性：
國家文化公園是實現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的公共平臺。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增強文化認同，必須將保護好文化遺產，提升文化遺產的系統化保護水平作為首要任務。國家文化公園以超越行政區劃、部門壁壘的整體性、系統性、協調性機制，協同不同區域、不同層面的力量，匯集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沿線文物、古建、非遺等各類文化遺產，打造服務于文化遺產點、線、面系統保護、展示與利用的結構化平臺，從而回應點狀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碎片化、不均衡、不充分等難題，系統性實現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綜合保護、文化保護傳承和利用協調統一、文化生態系統各要素結構動態平衡。
國家文化公園是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全新場景。國家文化公園依托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等國家形象符號具有的品牌和標識，利用沿線豐富的文化和旅游資源，形成了跨區域、多層次、全方位推進文化和旅游空間融合、產品和服務融合、消費體驗融合的全新場景。國家文化公園所塑造的這種大型的空間場景為人、文、景的互動，為文化、旅游與相關業態的融合提供了無限可能。同時，國家文化公園又能夠以豐富的文化和旅游產品、文化和旅游融合項目為支撐，構建起更具沉浸性、吸引力的文旅消費體驗系統，直接投射作用于公眾的文化身份、觀念和情感敘事機制，推動形成更深層次的文旅融合發展格局。
國家文化公園是展現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標識。不同于自然生態型國家公園，國家文化公園賦予自然地理媒介充分的社會意義和象征價值，推動自然地理空間向具有國家象征意義的精神文化空間延伸——長城國家文化公園是彰顯抵御外侮、保家衛國之愛國主義精神的窗口；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見證了運河沿線綿延千年的悠悠文脈；長征國家文化公園銘記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黃河和長江國家文化公園詮釋了中華文明之獨特韻味。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都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兼收并蓄的重要象征，是承載著中華民族深厚歷史文化記憶的精神符號。建設國家文化公園，可以將這些符號融合在同一敘事框架之中，全景式、立體式地呈現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豐富中華文明的總體性、全局性表達。從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的意義來看，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對內有助于增進人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家園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積淀中華民族文化聚合力、精神感召力和社會實踐力；對外有助于塑造可信、可敬、可愛的中國形象，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推動文明交流互鑒。
厘清發展現狀，明確國家文化公園制度建設的基本指向
當前，我國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持續推進，經濟效益顯著、文化認同增強、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從長遠來看，進一步提升我國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體系化能力，必須加強國家文化公園制度建設，在法律規范體系、政策支撐體系、管理體制機制等方面實現進一步提升。
加強專門立法，完善法律規范體系。整體上，國家文化公園立法仍滯后于實踐需求。在地方層面，雖然河北、貴州等地率先開展國家文化公園立法工作，地方立法體系雛形初現，但由于其效力層級偏低且規定相對分散，條文涵攝力、約束力和執行力相對有限，也難以回應國家文化公園大規模、大跨度的建設保護要求。在此形勢下，亟須研究制定專門的“國家文化公園法”，將實踐證明比較成熟的建設經驗和行之有效的建設舉措適時轉化為法律規定，以法律的形式凝聚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共識，確認和鞏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成果，形成以“國家文化公園法”為核心的法律規范體系，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供最基本、最穩定、最可靠的保障。
強化政策建設，完善政策支撐體系。自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啟動以來，中央層面相繼印發了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地方也結合實際情況，研究編制分省份、分區段規劃，國家文化公園政策框架初步形成。但目前來看，現有政策規劃仍以戰略性、綱領性文件為主，語言表述相對宏觀，適用范圍較為寬泛，針對性還需要進一步提升。以資金籌措為例，目前的建設方案從原則上規定“中央財政通過現有渠道予以必要補助并向西部地區適度傾斜，地方各級財政綜合運用相關渠道，積極完善支持政策”，但在實施與執行過程中，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保障資金主要由地方財政承擔，中央財政的引導作用有待提升，社會資本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也有待加強。為此，應當進一步建立健全政策支撐體系，通過完善“錢、地、人”政策保障標準，建立資金籌措、土地布局、人員管理、宣傳推廣、監督考評等方面的長效機制，實現國家文化公園范圍內各類資源要素的合理調度與優化配置。
構建管理格局，優化管理體制。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是國家文化公園高效運轉的基礎支撐。目前，我國基于“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分級管理、分段負責”思路，建立了中央與地方齊抓共管的國家文化公園管理體制。但是，在運行層面，國家文化公園管理以“領導小組-辦公室-專班”的臨時性架構為主，既缺乏常設管理機構，也缺乏固定人員編制，管理權屬與責任關系較為復雜。在縱向上，中央統籌與地方負責邊界并未厘清，權責優化度不足；在橫向上，宣傳、發改、文旅等主管部門各管一塊，權責集中度不足，呈現出跨區域聯動、跨部門協調不暢等問題。總體上，五個國家文化公園縱橫交錯，涉及全國30個省份、涵蓋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臨時性管理架構無法滿足國家文化公園綜合性、系統性、協同性建設保護的戰略定位和要求。
構建制度體系，形成國家文化公園制度建設的系統工程
構建全面促進文化遺產系統保護、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文化形象建構的制度體系是國家文化公園制度建設的關鍵。要建立國家文化公園協同管理體制機制，打破傳統文化管理的行政邊界與權責邊界，推動多省份協同聯動，多部門協調配合，構建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制度體系。
圍繞系統性保護理念，建設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協調制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協調機構，建立文化遺產保護督察制度，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在建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協調機構方面，改變文化遺產領域“分級-分類”的“點狀”保護模式，推動各個國家文化公園搭建跨部門、跨區域協同保護平臺和機制，實現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管理。比如，承德市灤平縣多部門共建長城文物保護工作協調協作機制，是推動文化遺產協同保護的有益探索。在建立文化遺產保護督察制度方面，設立專門的文化遺產督察機構，制定相應的督察標準，對各個國家文化公園的文化遺產保護情況進行系統巡查和管控；健全多元力量協同機制，發揮專家監督、公眾監督的作用，推動形成政府主導下各部門協調配合、全社會通力合作的統一監管格局。比如，秦皇島市山海關區成立的全國首家長城文化保護人民法庭就是增強文化遺產監督保護中司法力量的重要探索成果。
把握新質生產力發展趨向，建設“文旅+”業態融合促進制度。一是建設文化和旅游資源轉化支持制度。依托國家文化公園沿線的各類文化景觀，支持和鼓勵打造與現代生產生活相契合的新興文旅消費場景；加大歷史文物、古建等有形文旅資源的轉化力度，提升非遺民俗、神話傳說等無形文旅資源的轉化水平。二是建設文化和旅游業創新發展保障制度。支持深入挖掘利用國家文化公園文體旅場景、設施，開發特色體驗項目，培育文體旅融合發展新業態；推進沿線文化產業園區、旅游休閑街區建設，壯大多功能文商旅產業集群，激活文商旅融合發展新動能；推動沿線傳統村落的文旅項目開發建設，因地制宜發展鄉村特色文旅產業，提升農文旅在地化服務能力。三是建設文旅與科技融合促進制度。引導和促進國家文化公園專題數據庫建設，形成文旅資源數字化保護利用網絡。鼓勵運用VR、AR、全息影像等技術，營造智慧文旅體驗空間，開發全景式、交互式、沉浸式數字文旅產品，強化國家文化公園的空間表現力、傳播力和感染力。
依托文化表征系統，建設“文化中國”形象塑造與主題展示促進制度。鼓勵深入挖掘國家文化公園的精神內涵，圍繞“中華民族母親河”“萬里長城”“千年運河”“兩萬五千里長征”等超級IP，塑造各具特色的形象標識，打造多元一體的國家文化公園整體標識體系，在文化空間生產與文化消費過程中，進一步突出中華文化標識的整體辨識度。同時，將這些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國家文化公園話語和敘事體系，擴大交流合作、拓展傳播渠道，如舉辦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湖北段、黃河國家文化公園河南段大河文明對話論壇，鼓勵積極運用新興媒體“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推動國家文化公園通過國際人文交流活動“引進來”“走出去”，成為展現“文化中國”的壯闊舞臺。
（作者：蔡武進，系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教授、文化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項“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的實現路徑和政策支持研究”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