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發展型城市是扎實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青年創新創造活力與城市創新創造活力相互激蕩、青年高質量發展和城市高質量發展相互促進的城市發展方式。本文深入分析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的時代要求、青年發展與城市活力的互動演化機制，以及青年發展面臨的多維需求和現實困境，并在此基礎上，立足需求識別和生態賦能，提出新時代營造青年與城市共生系統、推動青年活力與城市活力相互促進、青年發展與城市發展相互成就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青年發展型城市 互動機制 需求識別 生態賦能
【中圖分類號】D432.6；F124 【文獻標識碼】A
進入新時代以來，隨著城市化的持續深入推進，我國城市發展范式正經歷從“資本驅動”向“人才驅動”的深刻轉型。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在國家層面將青年發展納入戰略議程，并明確提出“贏得青年才能贏得未來，塑造青年才能塑造未來”。2022年，中央宣傳部、國家民委、共青團中央等17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開展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試點的意見》，強調“青年發展型城市是指扎實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積極踐行青年優先發展理念，更好滿足青年多樣化、多層次發展需求的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不斷優化，青年創新創造活力與城市創新創造活力相互激蕩、青年高質量發展和城市高質量發展相互促進的城市發展方式”。與國際上一些國家和地區提出的青年友好城市建設相比，中國方案更強調“青年有為”與“城市友好”的雙向互動，“青年活力”與“城市活力”的相互激蕩，“青年發展”和“城市發展”的互促共進，既關注青年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也注重發揮青年在增強城市活力、促進城市高質量發展中的能動作用。
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不僅是我國應對國內外形勢變化的重要部署，更是城市發展邏輯的根本變革——從“以物為本”轉向“以人為本”，特別是“以青年為本”，從“資本驅動”轉向“人才驅動”，從“規模擴張”轉向“活力提升”。本文將通過深入分析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的時代要求、青年發展與城市活力的互動機制、當前政策實踐及其創新思路等，為進一步推動我國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提供參考與借鑒。
時代進步呼喚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
中國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系統性社會轉型，這種轉型在社會結構、產業形態、科技革命與治理目標等多個維度形成復合效應，從根本上重塑著城市發展的底層邏輯。
首先，社會轉型倒逼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根據《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中國青年的年齡界定區間為14—35周歲。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至2020年，我國14—35歲青年人口占比從34.7%下降至28.38%，而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則從13.26%提高到18.70%，2024年占比進一步達到22.0%，形成“老齡化”“少子化”與“青年流動性極化”并存的格局。這種人口結構的“剪刀差”正在重構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一方面，青年人口絕對數量和所占比重的縮減迫使城市重新思考人力資源配置方式；另一方面，青年群體質量的結構性提升（比如，2010—2023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26.5%提高至60.2%）為城市創新能級躍遷提供了可能。社會結構的轉型要求城市必須突破傳統的人口紅利依賴模式，轉向以人力資本增值為核心的發展路徑。而青年是最具發展潛力的人力資本①，城市必須通過建設青年友好環境，加強青年人力資本積累。
其次，產業升級推動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當前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正在深度調整和重構，對我國產業發展形成雙重壓力。一方面，傳統制造業對青年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持續衰減；另一方面，隨著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新經濟形態的快速發展，新興領域對青年人才的需求缺口持續擴大。根據人社部測算，我國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超過500萬，供求比例為1：10，人才供給嚴重不足。這種結構性矛盾帶來了產業和空間上的“雙重虹吸效應”，如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通過打造“數字產業高地”和“數字人才高地”吸納了大量高技能青年人口，而部分傳統工業城市則因人才流失陷入“產業空心化”的困境。加強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對于城市產業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再次，科技創新呼喚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經濟學家佛羅里達將人類社會發展劃分為農業經濟時代、工業經濟時代、服務經濟時代和創意經濟時代②，學術界普遍認為當今社會已進入以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為顯著特征的創新創意經濟時代。創新創意經濟時代的突出特點就是將人才視為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資源，特別是重視對青年人才的吸引和培育。創意經濟理論認為，在創新創意經濟時代，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更多取決于其能夠吸引、留住和動員創新人才的能力。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和加速迭代更強化了這種分化，大語言模型、量子計算、元宇宙這類前沿領域的技術突破往往發生在青年人才集聚的創新群體中，“青年濃度決定創新密度”已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現代城市發展定律。
最后，治理轉型要求推進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對構建新發展格局、促進共同富裕、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等都具有重要意義。新時代新征程，要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通過優化城鎮空間布局、改善人居環境、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著力提升新型城鎮化建設質量，推進新型城鎮化不斷向縱深發展。青年期是人類生命周期的重要階段，也是人類群體的重要構成。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體現了新型城鎮化的治理目標轉型和價值升維，即從關注物質空間擴張轉向注重人力資本增值，從追求規模效益轉向注重發展質量，從代際資源競爭轉向全生命周期支持。
青年發展與城市活力的互動演化機制
青年發展一直是城市活力與文明演進的核心命題。青年發展與城市活力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雙向建構關系，這種互動機制通過經濟創新、社會參與、文化生產與空間重構四個維度展開，并形成“人才集聚—要素重組—生態優化—價值增值”的螺旋式上升循環。理解這一機制，對破解城市發展動能轉換難題具有重要意義。
在經濟創新維度，青年是“知識溢出放大器”。青年在25—40歲階段的知識創造效能達到峰值，認知的靈活性使其成為突破性創新的主力③。同時，青年群體的高流動性特征和社交網絡的“弱關系優勢”④又使其成為技術擴散的重要載體。大量研究與實踐表明，青年人才集聚產生的知識外部性可以使區域創新產出密度顯著提升。比如，深圳市南山區高度聚集的青年研發人員帶動了數字經濟的顯著增長，杭州未來科技城以“90后”創業者主導的“產學研用”協同體使技術轉化周期明顯縮短。青年群體天然具有的發展活力，使其更易通過跨領域協作打破傳統產業邊界，催生出“1+1>2”的創新涌現和網絡放大效應，從而極大增強城市的創新創業活力，形成正反饋循環。
在社會參與維度，青年是“治理轉型催化劑”。一方面，青年對新技術、新文化、新生活方式的敏感度倒逼城市制度系統和治理體系不斷進行動態調整，從而增強其適應性學習能力，緩解傳統科層體制與快速社會變遷的結構性矛盾。另一方面，青年群體通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參與渠道，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向更具包容性和敏捷性方向轉變。社會資本理論顯示，青年社交網絡的平均節點數要明顯高于其他群體，這種“弱關系優勢”有利于提高整體社會的包容性。同時，青年群體對新知識、新技術的掌握，特別是“Z世代”對數字技術的天然適應性，能夠顯著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如北京、杭州等城市設立的“青年議事廳”不僅使一些政策的制定周期明顯縮短，也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并通過代際知識轉移部分彌合了政策供需落差。
在文化生產維度，青年是“價值創造轉換器”。當前，青年群體形成了數量眾多、類型豐富的亞文化社群，這些亞文化社群具有巨大的文化生產和創新勢能，如青年通過構建興趣社群、開源社區、創客空間等形成去中心化創新協作網絡，極大提升了文化創新、科技創新和技術擴散能力。DeepSeek的橫空出世以及抖音、小紅書等的巨大文化影響力和文化生產力就是典型例證。同時，青年也在通過編碼—傳播—商業化的三階段轉化，持續重塑著城市文化資本。如故宮文創團隊不僅打響了“故宮文創”IP，還帶動了全國性的“國潮風”和“國潮消費”，極大提升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經濟轉化效率，增強了國民的文化自信。又如青年主導的“劇本殺+”業態在全國各地催生了一大批新型文化空間，有效提高了城市商業設施的使用效率，創造“場景經濟”新范式。
在空間交互維度，青年是“功能迭代發動機”。青年生活方式的變革正在重塑城市空間邏輯，催生出“融合空間”“共享空間”“第三空間”等城市空間新形態。如廣州琶洲試驗區通過垂直整合人才公寓、共享辦公、商業配套等打造“職住創”融合空間，使青年通勤時間大幅縮短，跨領域合作頻率明顯提升。又如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城市在其創新孵化器中設置了大量共享會客廳、共享會議室、共享辦公間等共享空間，有效促進了跨界交流與創新產出?？Х瑞^、書吧等“第三空間”不僅是經濟活動載體，更成為年輕人交往、學習、辦公、價值碰撞和身份認同的重要場域，成為建設24小時活力城市的重要空間載體。
青年發展的多維需求與現實困境
青年發展問題本質上是現代化進程中青年群體需求、社會資源分配與制度體系供給的集中體現。2024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95749元，隨著我國社會整體向高收入經濟體邁進，青年群體對美好生活和自我發展的需求更加強烈，其需求結構已從單一的經濟訴求轉向涵蓋經濟安全、社會歸屬、文化認同、自我實現的復合系統。然而，政策供給的滯后性與社會結構的復雜性會使青年發展面臨需求升級與供給錯配的深層次矛盾。本文將從青年發展的視角，深入分析其面臨的多維需求和現實困境。
在經濟安全需求層面，青年群體面臨著住房與就業的復合壓力。安居樂業自古以來就是人們生存發展的基本需求和前提條件。但是，一方面，我國主要城市長期高企的房價使青年群體普遍感到“安居”難。根據麟評居住大數據研究院發布的數據，2024年我國100個重點監測城市的房價收入比為10.3，其中一線城市的房價收入比為26.1。同時，重點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房屋租金較高。另一方面，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深度調整過程中，產業結構轉型、勞動生產率提升以及人才供需結構不平衡等原因，使部分青年面臨較大就業壓力。
青年群體面臨的住房與就業壓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織、彼此強化的，極易引發連鎖反應，形成系統性困境。如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部分青年日均通勤時間接近3小時，調查顯示其社交頻率和職業培訓參與率等均出現大幅下降。同時，當住房支出占青年收入的比重超過1/3時，其教育投資、健康消費等發展性開支往往也會被迫削減。而居住壓力又會導致青年人力資本投資萎縮，影響其就業競爭力，形成“低儲蓄—低投資—低技能—低收入”的惡性循環，不僅影響青年個體發展，還可能引發社會活力衰減。
在社會歸屬需求層面，青年群體面臨參與權與歸屬感的雙重缺失。在參與權方面，青年在公共決策中的參與不足，相關調查顯示，地方政府決策和政策制定過程中青年的參與大多數停留于聽證環節。一些數字政務平臺雖然提升了青年訴求表達的便捷性，但訴求解決率總體不高。在歸屬感層面，由于城市化進程中傳統地緣紐帶漸漸松動，而數字社交又難以替代深度關系的建構，“數字化孤獨”現象逐漸凸顯。2023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近70%的Z世代用戶傾向于線上社交，通過網絡拓展朋友圈，以彌補其真實社會的社交需求缺口?！?023年輕人社交態度報告》顯示，我國年輕人在真實社會中平均僅擁有2.5個好友，近六成年輕人知心好友不足2個，51.26%的年輕人覺得在現實中認識新朋友困難。人均上百個微信好友的社交廣度與真實社會交往形成巨大反差，虛擬點贊構建的脆弱關系網絡加劇了青年人的情感原子化和社會孤獨感。
青年群體面臨的歸屬感不強等問題，本質上是社會系統適配失調的投射。一方面，個別政府政策制定和公共資源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青年人的真實需求。例如，隨著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我國新業態從業人口急劇增加。據測算，我國目前數字經濟領域的就業崗位已接近2億，占總就業人口的1/4，其中絕大部分為青年人。但相關政策制定（如傳統就業管理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等）并未充分考慮這類新型用工關系，致使這些新業態青年從業人員在勞動報酬、職業安全、社會保險、休息休假、就業服務等方面的基本權益未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城市更新中青年青睞的復合型文化空間供給不足，青年的社會歸屬感不強影響其社會參與動力，社會參與動力不足加劇社會疏離感和孤獨感，社會疏離感和孤獨感又會進一步削弱青年們的社會參與動力和發展活力。
在文化認同需求層面，青年群體正經歷傳統與現代、本土性與全球化的深度碰撞。當代中國青年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現代化深入推進和中國快速崛起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一方面，隨著社會的開放和信息的流通，包括西方文化在內的外來文化對當代青年產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青年群體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也在增強。這種傳統與現代、本土性與全球化的文化碰撞給當代青年帶來了無限思想活力，但同時也在文化認同層面帶來新的沖突與挑戰。例如，青年群體普遍渴望成功和自我實現，卻又反感傳統的成功學敘事。在“內卷”壓力下，部分青年用“躺平”文化進行消極抵抗，但又為《哪吒之魔童鬧?！分幸痪?ldquo;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臺詞而熱血沸騰，這反映出其內在價值體系的搖擺和沖突。又如，在家庭關系方面，我國歷來強調孝道和家庭責任，而現實社會則更加強調個人獨立和自我實現。在職業選擇方面，父母更強調穩定與安全，而青年則更看重創新和發展。文化價值觀的沖突以及各種現實壓力使得一些青年在進行職業選擇時往往矛盾糾結：既想滿足父母期望，又想追求個人發展；既想保持穩定，又想追求創新，從而左右為難、舉棋不定。再如，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和國民富裕程度的提升，大批青年出國留學，但當他們學成歸來時卻常常遭遇國際經驗的本土化適配困境，如西方注重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與中國更加注重集體主義的職場文化差異，以及一些西方理論和經驗在中國的“水土不服”等。這類沖突不僅體現在文化實踐的表層，更引發了深層次的心理矛盾與身份焦慮。當代青年既渴望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展現個性，又試圖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歸屬感；既被社會現實裹挾，又在自我反思中尋求價值平衡。這種復雜的文化張力，塑造了當代青年群體獨特的矛盾心理圖譜和文化認同需求。
在自我實現需求層面，當代青年人遭遇多維度的結構性困境。創新創業領域存在的制度性壁壘使得部分青年創業者面臨“融資難、準入嚴、試錯成本高”的壓力，繁瑣的審批程序、狹窄的融資渠道以及不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等，不僅影響了青年人的創新創業熱情，更導致一些初創項目因資源和政策支持不足而擱置。傳統學歷認證與職業能力評價的融合不足、技能培訓與市場需求的結構性錯位，使得部分青年在跨領域發展時，既缺乏靈活的學分互認機制實現知識整合，又因職業資格認證體系僵化難以獲得復合型能力的社會認可，多元化成長路徑往往被單一維度的評價標準阻礙。終身學習體系的不完善更加劇了青年人職業發展的困境，使得青年人在技術加速迭代的背景下難以實現知識結構的持續更新，從而陷入“技能老化”與“學歷通脹”的雙重焦慮。青年發展生態系統的失衡帶來很多挑戰，如社會保障體系對靈活就業覆蓋不足、職場晉升通道不暢通、心理健康支持缺位等，導致部分青年在物質積累與精神成長層面均面臨較大壓力。這些結構性矛盾的交織作用，不僅造成青年人力資源的浪費和創新動能的衰減，更可能引發代際公平危機以及價值認同困境，最終制約城市發展活力和可持續發展潛力。
基于生態賦能的路徑創新
青年發展與城市活力的互動是一個包含多重反饋、動態適應和系統重構的復雜過程。這一機制的核心在于人力資本與制度資本的共生演化，通過需求識別、制度適配、價值重構與空間響應等各個層面的協同作用，推動制度體系、空間活化、文化包容與社會網絡重構，將青年需求轉化為城市發展的內生動力，形成具有自組織特征的創新生態系統。柏林、新加坡、鹿特丹等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成功實踐表明，通過系統性生態賦能，可以實現青年人力資本與城市創新活力的正向循環。針對當前我國存在的突出問題，借鑒國際經驗，本文提出基于生態賦能創新青年發展型城市建設的對策建議。
※制度生態重構：從“管理青年”到“發展青年”
一是優化青年需求驅動的政策體系。借鑒歐盟“100%青年城市”項目經驗⑤和德國“城市實驗室”模式，建立青年需求驅動的政策實驗室，探索優化青年發展型政策體系。在重點城市設立青年政策動態響應平臺，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需求采集、政策模擬、效果追蹤的閉環管理。例如，針對青年創業的制度性壁壘，可參考鹿特丹“創業沙盒”機制，劃定特定區域允許突破現行審批框架，實施“備案制+容錯清單”管理，將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數字資產確權等創新要素納入制度保護范疇。同時，建立青年發展指數（YDI）監測體系，對政策彈性和機會公平的實現度進行實時評估。
二是構建終身學習體系和跨領域職業認證生態系統。根據市場需求優化正規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體系，建立靈活多樣的終身學習系統。針對日益增多的“斜杠青年”及其復合能力評價困境，借鑒芬蘭的“微證書”體系，由行業協會、教育機構與企業聯合制定技能技術標準，允許通過項目實踐、在線學習等方式累積跨領域學分。荷蘭等歐盟國家的經驗表明，建立數字化的個人能力賬本，并與社保、稅收系統聯動，可使非標準就業者獲得與傳統職業等效的社會保障覆蓋，破解其身份難題。
三是打造“職住創服”融合型社區。參考新加坡組屋制度的社群共生理念，在城市更新特別是新區開發中要求配建“青年綜合社區”，創新推動“技能培訓中心+共享辦公空間+可負擔住房+創業孵化器”混合開發，打造“職住創服”融合空間，一體化統籌解決青年人的辦公、居住、創新、生活等需求。通過土地出讓條件的創新，要求開發商將一定利潤反哺于社區技能提升基金，形成空間增值—能力提升—收入增長的正反饋鏈條。柏林的“合作社住房”模式顯示，這種類型的混合開發社區模式可以使青年的住房支出成本明顯下降，同時職業轉換成功率明顯提升。
※空間生態活化：從“功能分區”到“混合共生”
一是打造“15分鐘青年創新單元”。借鑒巴黎“超本地化生活圈”經驗，通過城市更新和“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發展模式）開發，將廢棄工業區改造為復合功能模塊：每個單元集成聯合辦公空間、創新共享工坊、實驗性文化場館及模塊化公寓，并通過數字孿生技術實現資源動態調配。東京“共享街區”的實踐也證明，這類空間可使青年的社交頻率提升兩倍以上，生活成本降低而跨界協作增加。
二是設計“可編程彈性公共空間”。借鑒哥本哈根“彈性廣場”理念，將部分城市存量空間（如高架橋下、地鐵站廳等）改造為支持快速場景切換的開放平臺，通過模塊化設施與AR技術賦能青年自主定義空間功能。首爾“數字孿生市集”項目顯示，此類空間不僅能孵化小微文化創意項目，還可通過數據沉淀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實時需求圖譜。
三是構建“職住學創”流動網絡。參照荷蘭埃因霍溫“知識環線”模式，以軌道交通為骨架串聯高校、科技園與青年社區，通過定向票務補貼和特定通勤時段創業服務接入（如移動路演車廂等）等方式，將通勤時間轉化為人力資本投資窗口。實踐表明，這種模式可以使青年群體的日均有效學習時間顯著增加、初創企業的存活率進一步提高。
※社會生態再造：從“原子化個體”到“韌性社群網絡”
一是打造“數字—實體”雙軌參與平臺。吸納歐盟部分國家數字公民系統的經驗，為青年建立區塊鏈身份賬戶，打通政務參與、社群治理、技能認證等多維接口。如巴塞羅那的經驗表明，通過將政策提案權、預算監督權等嵌入數字身份，可以使青年的政策參與率成倍提升，提案落實周期顯著縮短。
二是培育“興趣—職業”轉化孵化器。針對文化認同危機，可建立“亞文化—新經濟”轉化機制：在電競、國風等青年文化集聚區設立“跨界創投中心”，由文化社群代表與產業專家共同評審項目，政府提供首期風險緩釋基金。歐盟等國家扶持青年創意的經驗顯示，此類機制能夠進一步提高小眾文化產品的商業化轉化成功率，并有效促進文化認同。
三是搭建“心理健康—職業發展”聯動網絡。參考歐盟“100%青年城市”項目中部分城市的“青年驛站”體系，在社區嵌入職業咨詢師與心理醫師協同工作站，通過AI情感計算與職業能力評估聯動，為青年提供“壓力診斷—技能培訓—職業指導—機會匹配—心理咨詢—健康援助”的一站式服務，緩解青年人的職業焦慮，提升青年人的就業率和心理健康水平。
※文化生態進化：從“被動適應”到“主動共生”
一是探索建立青年科技創新自由港。借鑒迪拜“全球人才社區”經驗，可以選擇粵港澳大灣區的橫琴、南沙或河套合作區建立面向全球青年的科技創新自由港，加大制度型開放力度，完善政策支持體系，搭建科研創新成果轉化平臺，吸引青年研究力量落戶科技自由港。同時，借鑒倫敦“創意企業區”經驗，建立“文化空間認證”制度，對給青年提供文化實驗場域的商業體給予稅收抵扣和容積率獎勵。待相關制度政策體系成熟后，再向其他地區和城市復制推廣。
二是發起“文化IP共創計劃”。借鑒韓國經驗（如首爾的“K—SPACE”項目），利用數字技術等搭建城市虛擬文化實驗室，鼓勵青年將本土文化符號轉化為全球流通的數字資產，并通過建立數據確權與收益分成機制，保護青年創作者的創作收益，激發青年的創新、創業、創作熱情。
三是構建國際人才“在地化”生態系統。建立“文化接口”制度，由政府部門、社會組織與歸國青年共同設計打造線上線下相結合的職業和跨文化適應課程，并將其完成度納入企業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從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三個維度評估企業經營的可持續性與對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評價體系，降低“海歸”人才的文化適配成本。
總體而言，青年發展型城市的生態賦能路徑本質上是通過協同推進制度生態重構、空間生態活化、社會生態再造和文化生態演進，將破解青年群體發展困境轉化為城市創新發展勢能。這種變革不是對既有政策的“修修補補”，而是通過需求側倒逼制度供給側改革，進行青年發展生態的系統性重塑，探索建立“青年—城市”共生進化的新范式，讓城市對青年更友好，讓青年在城市更有為⑥，最終實現青年活力與城市活力的相互促進、青年發展與城市發展的相互成就。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研究專項（項目編號：23VHQ01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單菁菁：《激發青年發展型城市創新創造活力》，《人民論壇》，2023年第1期。
②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M].New York: Basic, 2002.
③Jones, B. F. Age and great inven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 ,92(1), 1-14.
④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6), 1360–1380.
⑤100% Youth City-quality label for youth-friendly cities. https://www.salto-youth.net/tools/otlas-partner-finding/download/7678/100YCB-book%20-%20DIGITAL00.pdf
⑥孫久文、蔣治：《高質量建設青年發展型城市的科學內涵與戰略構想》，《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
責編/周小梨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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