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中國人民解放軍迎來第九十八個生日。98年來，人民軍隊歷經硝煙戰火，一路披荊斬棘，付出巨大犧牲，取得一個又一個輝煌勝利，為黨和人民建立了偉大的歷史功勛。當前，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軍事革命加速發展，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發生深刻變化，軍事競爭戰略主動權的爭奪更加激烈。習主席因應時代之變、科技之變、戰爭之變、發展之變，敏銳把握世界軍事發展趨勢和現代戰爭規律，創造性提出新質戰斗力這個概念，系統回答了我軍“打什么仗、怎么打仗”的問題。深入研究現代戰爭特點規律，加快發展新質戰斗力，既是我軍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緊迫課題，也是我軍打贏未來戰爭的時代要求。那么，什么是新質戰斗力？如何發展新質戰斗力？本報理論版圍繞這些問題刊發專家文章，以饗讀者。
習近平強軍思想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情國情軍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發展的，是新時代強軍事業偉大實踐的理論結晶和科學指南。習主席著眼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圍繞新時代建設一支什么樣的強大人民軍隊、怎樣建設強大人民軍隊，帶領全軍深入進行理論探索和實踐創造，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強軍興軍的使命任務、奮斗目標、根本原則、戰略布局、重要路徑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習近平強軍思想這一黨的軍事指導理論最新成果。新質戰斗力這個原創性概念、標識性概念系統回答了我軍“打什么仗、怎么打仗”的問題，深刻揭示了現代戰爭的特點規律和制勝機理，是習近平強軍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認識這一重要概念的軍事革命意義，能為我們搶占軍事斗爭制高點、謀取競爭發展新優勢，實現建軍一百年奮斗目標提供科學的理論和實踐指引。
新質戰斗力概念是準確把握現代戰爭特點規律和制勝機理、緊緊扭住樹立戰斗力這個強軍興軍唯一的根本的標準而提出的
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新質戰斗力，是習主席敏銳把握世界軍事發展趨勢和現代戰爭規律提出的一個原創性概念、標識性概念。
問題是時代的呼聲。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軍事革命加速發展，戰爭出現無形、無聲、無人趨勢，“戰斗力從哪里來”的問題成為國防和軍隊建設必須面對的時代之問。從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世界近幾場局部戰爭和軍事行動看，現代戰爭信息化程度不斷提高、智能化特征日益顯現，一些新的技術裝備對傳統裝備形成降維打擊態勢，戰爭制勝觀念、制勝要素、制勝方式發生重大變化。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創新成果群體性涌現并廣泛運用于軍事領域，使戰爭出現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新趨勢，表現為戰場空間向多維空間一體化融合、作戰平臺向無人化躍遷、作戰指揮向智能化演進、軍事打擊向精準化瞬時化發展、戰爭制權向“制腦權”升維等現代戰爭特點，以及戰爭制勝機理凸顯信息主導、戰略制衡、整體作戰、新質決勝等時代特征。
習主席早在2013年就指出：“要重點加強新型作戰力量建設，限期把老舊裝備數量壓下來，為新型作戰力量騰籠換鳥。”新質戰斗力的概念初見雛形。2019年1月，習主席在中央軍委軍事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加強新型作戰力量建設，增加新質戰斗力比重。”新質戰斗力概念正式提出。2020年“八一”前夕，習主席視察空軍航空大學時強調：“要緊跟世界新軍事革命發展趨勢”“推動新質戰斗力加速孵化和生成”。2022年10月，習主席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增加新域新質作戰力量比重”。2024年3月，習主席在出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推動新質生產力同新質戰斗力高效融合、雙向拉動”“打造新質生產力和新質戰斗力增長極”。
戰斗力即軍隊作戰能力。農業時代，戰斗力表現為人力加鐵器的“肌肉比拼”；工業時代，戰斗力表現為石油加鋼鐵的“機械化碾壓”；信息時代，戰斗力的主導形態呈現基于體系力的“信息化對抗”。
新質戰斗力依托新興科技手段和先進作戰理念，是基于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其“新”在于全要素植入信息化基因、融進網絡化通道，運用新技術、新裝備、新戰法，使軍事體系呈現出謀略導能、信息賦能、網絡聚能、技術強能、體系釋能等新優勢。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例，它能夠通過機器學習和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實現對戰場態勢的實時感知、超前預測，有效提升決策科學性、戰場把控力和作戰制勝率。
習主席指出：“軍隊是要準備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須堅持戰斗力標準，向能打仗、打勝仗聚焦。”只有把握現代戰爭的特點規律和制勝機理，才能明晰未來打什么仗、怎么打仗，從而錨定戰爭準備的邏輯基點，找準軍隊戰斗力發展方向。新質戰斗力這一概念，就是準確把握現代戰爭特點規律和制勝機理、緊緊扭住樹立戰斗力這個強軍興軍唯一的根本的標準，著眼于提升我軍作戰能力而提出的。
從“戰斗力”到“新質戰斗力”，不僅是術語、概念的演進，更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把握，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軍事革命發展趨勢的深刻把握，對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與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
軍事革命不是簡單的武器更新，而是以顛覆性技術運用為引擎、以作戰理論創新為先導、以體制編制調整為杠桿、以戰略博弈需求為牽引的系統工程，新質戰斗力則是這一系統工程的核心組成部分和衡量標準。在這個不斷發展變化的系統工程中，軍事革命為新質戰斗力施展拳腳提供廣闊空間和充分條件，新質戰斗力為軍事革命深化演進提供智能支撐和方向引領，兩者互為條件、相互作用，共同決定著一個國家在未來戰爭中的勝負地位。從歷史上看，每一次軍事革命都突出表現為新型作戰力量對舊體系的代差碾壓。從技術層面看，新質戰斗力本質上源于關鍵技術的集群突破。當前，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高超聲速、定向能、生物交叉為代表的前沿技術，正在軍事領域形成“技術群”，通過算力載體—算法—數據—平臺—系統的全鏈路耦合，產生遠超單一武器效能的體系戰斗力。從軍隊體制編制看，新質戰斗力要求軍隊組織體系壓縮中間層次，由疊床架屋的科層制向網絡化扁平化轉變，由軍種自成體系向以作戰任務為牽引進行力量靈活組合轉變，為新質戰斗力騰籠換鳥。從大國戰略競爭格局看，誰率先形成并有效運用新質戰斗力，誰就能在戰略博弈中獲得“先手棋”和“主動權”。
關于如何推動新質戰斗力生成，習主席指明了幾個關鍵點。一是在根本原則上，必須堅持和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習主席指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政治優勢，是人民軍隊的建軍之本、強軍之魂。”二是在支撐載體上，明確“科技是現代戰爭的核心戰斗力”。要扭住新興科技這個“牛鼻子”，推進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重大工程在智能無人系統、網絡信息體系等關鍵領域實現“彎道超車”，構建新質戰斗力體系。三是堅持中國特色本質要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繁榮發展強軍文化，強化戰斗精神培育”，明確回答新質戰斗力怎樣體現中國特色本質要求的問題。這三個方面，既是對我軍優良傳統的繼承發展，也是對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創新，已經在強軍實踐中得到充分印證。
新質戰斗力概念在軍事思想史、學術史、實踐史中實現多重戰略價值突破
新質戰斗力，本質上是科技創新、理論創新的產物。恩格斯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習主席站在時代前沿，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既有軍事思想的基礎上，通過“新型作戰能力”“新興領域戰略能力”“新質戰斗力”等原創術語進行“術語的革命”，形成習近平強軍思想的特有標識，為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大廈增添了新的基石，在軍事思想史、學術史、實踐史中實現多重戰略價值突破。
軍事思想史上的概念超越。習主席指出：“科學的軍事理論就是戰斗力”。科學的軍事理論，能夠揭示戰爭規律、戰爭指導規律和軍隊建設規律，指導軍事力量建設和運用，而科學的軍事理論總是從特定戰斗力概念生發開來的。從古代到近代，戰斗力始終被理解為一個由人、武器以及人與武器結合構成的復合體。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軍隊“首先依賴于當時的生產水平和交通狀況”，首次把戰斗力放置在社會生產方式的整體鏈條中考察。
新質戰斗力概念的軍事思想史意義在于，把戰斗力重心從武器比拼轉向體系對抗，實現了對傳統戰斗力理論的超越。一是概念基底的超越。傳統戰斗力概念以機械能、化學能為基底，始終遵循“矛尖”“盾厚”的線性比拼邏輯。新質戰斗力概念依托數據、算法、算力等新型能量，形成非線性優勢。二是概念要素構成的超越。傳統戰斗力概念注重人員、武器、力量配置的三要素構成，強調“人機協同”的戰術組合。新質戰斗力概念在此基礎上更加注重數據要素、算法要素、跨域要素的“新三要素”構成，強調“人、機、智”三位一體的集成作用，形成新質優勢。三是概念作戰域的超越。傳統戰斗力概念聚焦陸海空天等實體空間控制權爭奪；新質戰斗力概念則聚焦新興領域，在網絡域、信息域、認知域直接干預敵方決策，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的。
軍事學術史上的術語創新。恩格斯指出“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戰方式以及與之有關的勝負，取決于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為戰斗力研究奠定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蘇聯元帥奧加爾科夫曾提出“軍事技術革命”，但未突破“技術決定論”；美國頻繁的“軍事轉型”則陷入從舊武器到新武器的“作戰平臺替換”邏輯。新時代以來，習主席作出“推動新質生產力同新質戰斗力高效融合、雙向拉動”重要論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概念體系。
其軍事學術史貢獻在于，以“新”標識技術突變，以“質”表征戰斗力結構質變，避免一把鑰匙開所有鎖的技術萬能思維；將數據、算法、人才、組織納入生產力、戰斗力融合拉動體系，重塑了戰斗力生成底層邏輯，為復雜性科學進入軍事研究打開通道。術語體系決定話語體系。軍事術語的創新對軍事科學創新具有奠基性、先導性和支撐性作用，它不是語言層面的簡單更新，而是軍事認識深化、戰略思維升級和作戰方式創新的理論塑造。軍事新概念一旦以術語形式被固定，就意味著它對戰爭特點、規律和制勝機理的理論抽象工作已經完成。只有形成理論自洽的術語群，才能擺脫對外軍術語的簡單移植，為軍事科學系統化發展奠定基礎。
近年來，隨著新興領域和戰場空間不斷拓展，新的戰爭和作戰理論層出不窮，如美國提出“網絡中心戰”“全球快速打擊”“全域戰”，俄羅斯提出“非核遏制戰略”“戰略性空天戰役”，日本提出“跨域防衛”等，都是試圖通過理論創新贏得新的軍事優勢。
新質戰斗力這個原創性概念、標識性概念的提出，創造性地揭示“新”與“質”的辯證統一關系，闡明了新質戰斗力的理論內涵，深刻揭示了新質戰斗力生成和發展的一般規律，拓展了軍事理論新視域，深化了對軍事理論新認識，由此擺脫傳統戰斗力生成模式和發展路徑，實現對戰斗力構成要素的優化調整和創新變革，開辟了解放和發展戰斗力新路徑，顯著提升了我國軍事科學研究在全球軍事學術領域的話語權重。
軍事實踐史上的戰斗力質態突破。戰斗力質態突破的核心，在于新質戰斗力的生成與發展。新質戰斗力概念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發展，并創新了戰斗力生成模式、引領著強軍實踐躍升。革命戰爭年代，我軍堅持“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創造了以“十六字訣”為主要標志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生成了以劣勢裝備戰勝強敵的非凡戰力；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朝鮮戰場的險惡態勢，志愿軍創造了“零敲牛皮糖”等作戰方法，積小勝為大勝，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隨著“兩彈一星”的成功研制，我軍實現了戰略威懾能力的質態躍升，為我國贏得寶貴的和平發展環境。
進入新時代，面對長期和平條件下戰斗力生成瓶頸，習主席深刻洞察發展新質戰斗力的要害所在，要求軍隊“強化戰訓一致，堅持以戰領訓、以訓促戰，做到按實戰要求訓練，實現作戰和訓練一體化”，為生成新質戰斗力指明了“實戰化”厲兵模式。
習主席指出：“要加快發展先進裝備，加緊培養專業人才，加強針對性對抗性訓練，推動新質戰斗力加速提升。”為了最大限度貼近實戰，中央軍委統一標準要求，建立專業化對抗訓練基地和裝備精良、素質一流的“藍軍”部隊。這徹底打破了“紅軍必勝”的傳統對抗演練定式，甚至出現“紅軍”未及展開即遭“藍軍”擊潰的場景。由此，引導官兵把失敗當成磨刀石、從“敗仗”中淬煉打贏硬功，逐步營造真打實抗的訓練文化，使戰斗力質態提升直指未來戰場。
新質戰斗力概念對贏得未來戰場主動權具有深遠的戰略指導意義
習主席指出：“我們要登高望遠、見微知著，看到世界軍事領域發展變化走向，看到世界新軍事革命重大影響，形成科學的認識和判斷”。這一重要論述，對于我們加速生成運用新質戰斗力、贏得未來戰場主動權具有深遠的戰略指導意義。
預見戰爭形態無界化變革。2015年，習主席強調，陸軍要“加快實現區域防衛型向全域作戰型轉變”。“全域”是一個多維度概念。“全域作戰型”是指軍隊戰斗力形態具備全域覆蓋能力。當前，戰爭的時空特性發生重大變化，多維戰場空間融為一體，戰略、戰役、戰術的界限趨于模糊。這就要求我軍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在備戰打仗中順應戰爭無界化變革趨勢，突破傳統作戰中軍與民、前與后、攻與防、局部與整體、戰爭空間與和平空間、國家疆界與國家戰略利益拓展壁壘等界限束縛，從戰略全局著眼，生成全域作戰型戰斗力，為國家社會提供全方位安全保障。
從戰斗力機理看，傳統戰斗力是以物理能、化學能為主導能量形式，作戰總體上屬于“點”“線”運動，戰爭是有邊有界的；新質戰斗力是以信息能、智能為主導能量形式，作戰總體上屬于“面”“網”運動，戰爭是無邊無界的。如對于正在飛速演進的網絡武器來說，它既沒有時間屏障——“無時不有”，也沒有空間屏障——“無孔不入”。這種能量形式的革命性變化，使戰爭呈現無界戰形態。
從戰爭要素看，無論充滿硝煙的戰爭還是不見硝煙的戰爭，作戰的主體、對象、工具、方式等已無明確界限。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均呈現牽一地而動世界的“全球化”特征：除了直接交戰國，世界多國均作為間接參戰方或連帶參與方被卷入其中。
從戰爭空間看，無論是在槍炮戰、艦機戰、無人平臺戰等“硬戰場”，還是在貿易戰、科技戰、網絡戰等“軟戰場”，戰爭已經將陸、海、空、天、電、網、信、心、智等多維空間融為一體，形成一個無限廣闊的“超級戰場”。戰爭無界化變革的一個突出特征，即非軍事力量日益展現超常威力。這就要求我們在推進新質戰斗力建設中，把握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人民戰爭的新特點新要求，繼承發揚人民戰爭優良傳統，創新發展人民戰爭戰略戰術，提升國家凝聚力、軍隊戰斗力，為打贏沒有界限、不見硝煙的戰爭筑牢鋼鐵長城。
洞察戰爭制勝機理的革命性變化。習主席指出：“現代戰爭確實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些變化看上去眼花繚亂，但背后是有規律可循的，根本的是戰爭的制勝機理變了。”只有搞清戰爭制勝機理，才可能把握戰爭規律、贏得戰爭勝利。
當前，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深度應用，戰爭形態、作戰領域、作戰方式和武器裝備等諸多戰爭要素發生深刻變化，戰爭制勝機理也隨之發生革命性變化，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
一是從火力主導轉向信息主導。過去，戰爭集中表現為物理域火力對抗，兵力火力優勢往往決定作戰勝負。現在，信息化發展使作戰對抗突出體現為物理域、信息域和認知域的系統較量，出現控“天”破“網”、打點斷鏈、擊“要”癱“體”等新戰法，系統優勢主要通過數據、算法等信息力營造認知優勢、決策優勢來達成。
二是從戰役對決轉向戰略博弈。過去，戰爭主要是鋼鐵洪流的戰役決戰，戰爭決策者往往基于相對模糊的態勢判斷制定方案。現在，武器裝備的智能化發展使戰場態勢自感知能力日益提升，從而催發戰爭向戰略博弈升維，即通過兵棋系統等“戰爭預實踐”平臺，可以得出戰爭進程、雙方代價和勝負結局等精確判斷，使戰爭日益表現為“未戰”層面的戰略較量。
三是從局部對抗轉向整體作戰。過去，戰爭表現為局部對抗，就連兩次世界大戰中也存在未參戰涉戰國家的和平空間。現在，隨著戰爭無界化變革深化發展，戰爭的“全球化”特征日益凸顯。
四是從要素對決轉向新質決勝。過去，人力、物力和人的謀略能力是衡量戰爭勝負的核心要素，戰爭制勝的傳統框架始終未被打破，如美軍依靠在世界戰略要地的兵力部署、武器裝備的代差優勢等稱霸世界。現在，隨著戰爭的“新質化”發展，新質戰斗力已經成為戰爭勝負的關鍵變量。
推動軍事組織形態迭代變革。新質戰斗力的發展，必然要求軍事指揮體系進行相應調整。戰場信息海量涌現、瞬息萬變，呈現“秒殺瞬決”新場景，要求軍事指揮體系由傳統層疊累加的科層制向“分布式網狀結構”升級質變，確保軍隊具備實時之“快”的敏捷反應能力。例如，冷戰后美軍以“網絡中心戰”為牽引，撤銷戰術空軍司令部等傳統軍種機構，組建多域特遣隊等新型作戰力量，以適應信息時代戰爭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我軍形成了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新格局，實現整體性革命性重塑，作戰指揮日趨扁平化，作戰組織和管理日趨標準化、流程化、精細化，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邁出重要一步。著眼打贏需求，我軍還組建了戰略支援部隊、信息支援部隊等新型作戰力量體系，為充分發展新質戰斗力奠定堅實組織基礎。
新質戰斗力和新質生產力高效融合、雙向拉動
習主席強調：“要乘勢而上，把握新興領域發展特點規律，推動新質生產力同新質戰斗力高效融合、雙向拉動。”習主席的這一重要論述，揭示了新質生產力和新質戰斗力內在統一、相互促進的關系，為我們推動高質量發展、保障高水平安全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質生產力和新質戰斗力互為支撐、相互拉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決定了新質戰斗力的發展程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只有充分發展新質生產力，一個國家才能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的科技實力，才能鍛造出強大的新質戰斗力。除了先進的武器裝備、技術資源外，新質生產力還能為新質戰斗力提供高素質的軍事人才、科學的作戰理念和豐富的作戰手段。
從另一個角度講，新質戰斗力的發展能有效引導、助推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因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同時，新質戰斗力的發展，使得軍隊具備更強的打贏能力，有助于維護國家安全、經濟建設，確保新質生產力發展。人類歷史早期，既用石器、木矛等工具進行采集、狩獵等生產活動，也用其進行戰爭活動；隨著歷史發展，金屬冶煉技術和產業的出現，使得金屬兵器問世；到了農業社會，伴隨火藥、火器制造技術和冶金業的繁榮，火槍、火炮等熱兵器被用于戰爭，戰斗力生成重心從近身搏斗轉變為遠程攻擊；工業社會，蒸汽機、內燃機、電力催生了坦克等機械化作戰武器……生產力的每一次變革，都必然給軍隊戰斗力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催生戰斗力質態升級、飛躍。
當前，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虛擬現實和腦機接口技術等的迅速發展，不斷彰顯生產力與戰斗力內生機理的統一性、共生性。推動新質生產力同新質戰斗力高效融合、雙向拉動，是持續增強國家整體實力的必然要求，對于推動我軍高質量發展和打贏現代戰爭，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戰略意義。
推動新質生產力、新質戰斗力創新鏈“雙向嵌入”。當前，新質生產力和新質戰斗力在新興領域要素融合使用、協同創新方面還有很大空間，需要從創新機制上打通兩者互動轉化的路徑，從源頭上解決新興領域戰略體系和能力的一體化生成問題。要錨定新興領域關鍵節點，進一步健全完善“軍工需求清單”與“民用技術目錄”對接平臺，既把一些軍事技術成果移植到國民經濟各領域，也積極推進優勢民用技術參與軍工科研生產，形成軍民技術雙向轉化、良性互動、螺旋上升的良好局面；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成果軍地登記制度，激發創新活力；針對基礎研究薄弱環節，加大國家實驗室、大科學裝置等共用型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催化原創能力高效生成。
推動產業鏈與作戰鏈深度耦合。新質生產力和新質戰斗力相互耦合、互相促進，“軍轉民”“民參軍”需求不斷增強。這要求我們把產業鏈與作戰鏈深度耦合，培育與新質戰斗力配套的產業支撐體系。要不斷完善新質戰斗力同新質生產力高效融合、雙向拉動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完整自主可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體系，實現民用工業與國防科技工業互聯互通、優勢互補，為武器裝備更新迭代、創新發展提供安全、強勁、穩固、可靠的產業支撐，更好地促進新質戰斗力生成和發展。
推動人才要素跨界流動。習主席指出：“強軍之道，要在得人。人才是推動我軍高質量發展、贏得軍事競爭和未來戰爭主動的關鍵因素”。無論在生產活動還是在軍事活動中，人都是組織者和實踐者，人的創新能力強，就能為生產力、戰斗力各要素賦能，推動生產力、戰斗力的升級換代。因此，人才始終是引領新質生產力、新質戰斗力發展的重要資源和推手。要完善與新質生產力、新質戰斗力融合發展相適應的人才培養方式，充分運用我國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培養智能無人系統、網絡空間安全等新興交叉學科人才，培養“工程師+指揮官”復合型人才，推進軍事教育與國家高等教育同頻共振、協調發展。加大政策激勵力度，優化軍地一體化發展的領軍人才、高端人才、通用人才培育引進使用機制，為新質戰斗力形成發展提供堅強人才保障。
新質戰斗力與新質生產力高效融合、雙向拉動，有力促進了我國綜合實力整體躍升。習主席2016年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核心技術“可以從3個方面把握。一是基礎技術、通用技術。二是非對稱技術、‘殺手锏’技術。三是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在這些領域，我們同國外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如果能夠超前部署、集中攻關，很有可能實現從跟跑并跑到并跑領跑的轉變。”這一對國際科技競爭態勢的重要判斷和指示，為我軍戰斗力建設向智能化轉型、向“并跑領跑”沖刺指明戰略方向、注入強大動力。為了在新興領域國際競爭中搶占先機，習主席強調，軍隊要“加強新興領域預置，加強前沿學科建設，加強新型人才培養，推動新質戰斗力加速孵化和生成”。習主席多次親臨戰斗力轉型升級一線調研指導，強調在“強化軍地合力，用好地方優勢力量和資源”上做文章，顯著加快了新質戰斗力建設步伐，大幅提升了國家綜合實力。新質生產力與新質戰斗力互動發展所產生的強大合力，足以支持我國為實現自身發展和維護世界和平擔當應有的責任和義務。
（作者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科研部原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