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跨境人口流入現狀與增長趨勢

作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二經濟大國，當今我國跨境人口流入規模已經相當可觀。這種人口流入一方面體現在日益增多的外國旅游者。2006～2011年間，我國大陸地區入境外國旅游者人數從2221.0萬人次增長到2711.2萬人次。另一方面體現在日益增多的常住外籍人員。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居住我國境內并接受普查登記的外籍人員593832人，接近60萬，其中男性為336245人，女性為257587人。按國籍分，在我國境內居住的外籍人員數量排在前十位的國家是：韓國120750人，美國71493人，日本66159人，緬甸39776人，越南36205人，加拿大19990人，法國15087人，印度15051人，德國14446人，澳大利亞13286人。在我國境內居住的其他國家人員181589人。如果考慮到沒有接受普查登記的在華“三非”外國人，常住我國的外籍人員應明顯超過60萬。

在國內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國內人口性別比例失衡等壓力下，在中國大幅度增加招收外國留學生的政策取向下，來華常住外國人還有持續大幅增長之勢。在一些邊境地區，我國邊民越來越多地使用鄰國人工為自己建房、做工；在深受“民工荒”困擾的珠三角等地區，企業使用合法、非法越南等外國勞工的情況越來越多，甚至在遠離邊境的湖南等內地省份都發現了非法務工的越南人。至于非法入境、居留的越南新娘等，甚至在華北各省份也多有發現。

同時，由于中國經濟、社會、科技、文化發展的吸引力，外國來華留學生正在日益增長；為了在國際社會創造更有利于我國的環境，我們也有必要吸收更多的外國留學生。如我國多年來一直是全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而貿易、外交談判歸根結底做的是人的工作，如果我們的貿易伙伴國內有眾多來華留學生且他們在政府、經濟、輿論各界身居其位，那么可想而知，不僅我國與該國的經貿發展會更快，遇到的摩擦、“中國威脅論”的噪音也會減少很多。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我國是世界上出國留學人數最多的國家，新世紀初，全球留學生總人數中就已有14%是中國留學生。相比之下，多年來在吸收來華留學生方面我們成績相當一般，以至于2006年筆者接受國家外文局委托研究項目時，發現墨西哥這個人口近億，在拉美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當時每年公派來華留學生不過區區12人，且來華留學生中學習語言、文化者多，學習經貿專業者不足。這種局面必須改變，且正在快速改變。

由于人口老齡化，我國初等、中等學校入學人數已經連續多年減少。普通小學入學人數1978年為3315.4萬人，1995年為2531.8萬人，2009年已經減少至1637.8萬人的低谷，2011年也僅僅回升至1736.8萬人；普通中學入學人數1978年為2698.9萬人，2003年達到2947.4萬人的高峰，到2011年已經減少至2484.8萬人。高考考生人數也由此從幾年前開始減少。在高等教育經歷了大幅度擴招的背景下，假如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勢頭不變，未來高校遭遇“考生荒”和相應的財務危機就只不過是時間問題。屆時，相當一部分高校將會把眼光投向外國留學生，不能排除即使明知其中很多人只不過是打著來華“留學”旗號非法就業和企圖長期居留，也聽之任之的情況發生。

遷入民族對中國當前社會治安與政治經濟環境的潛在沖擊

在這樣的對外貿易和跨境人口流動發展趨勢下，我國東部和南方對外經貿發達地區正在形成新的遷入民族群體，社會治安等方面的沖突風險相應開始滋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某些惡性外國人犯罪事件曾經引起廣泛關注，在堪稱“世界小商品王國”的浙江義烏，這項風險尤其值得關注。

在華外國人帶來的社會治安問題。本來，明代以來南方省市回民少有聚居，且與中亞、西亞、北非穆斯林社會大本營宗教和商業交流較少，其宗教情緒相對淡漠，宗教本土化傾向較為強烈，被稱為“有信仰、無教門”，“有回族、無穆斯林”。明清之交，正是以金陵人王岱輿（約1584～1670）、劉智（1660～1745）為最杰出代表的一批回民學者在漢文譯著活動中提出了“二元忠誠”的觀念，即提倡“忠主忠君”，實現了伊斯蘭教在中國從宗教認同高于國家認同的“一元忠誠”到“二元忠誠”的變革，堪稱邁出了伊斯蘭教儒學化以求適應中國社會的最大一步。后來瓦哈比教派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傳入中國西北，中國伊斯蘭教本土化進程遭遇大幅度逆轉，但對南方回民群體和社會的影響也微乎其微。近代史上長江、珠江流域諸省不曾發生重大漢回沖突，平時也幾乎不曾聽聞西北、華北省份和云南時有發生的漢回摩擦。然而，中國開放經濟的發展正在南方某些局部地區潛移默化地改變這一點，最典型者莫過于浙江義烏。

作為世界最大小商品市場，義烏吸引了世界各國眾多商人，不肖之輩也混雜其中。在現實生活中，仍占少數的外國人已經制造了義烏大多數的刑事犯罪案件，以至于中央政府前幾年不得不從外交部和商務部各調派一名干部擔任義烏市副市長；接連發生的印度商人賴債事件，更在2011、2012兩年發展成了中印兩國之間一場不大不小的外交風波。與這些相比，潛在風險更大的是當地外國穆斯林社區的出現、膨脹以及由此而來的潛在文化沖突風險。

阿拉伯、伊朗等中東國家居民本來就富有經商的文化傳統，經商技能較高，且擁有一定資本和商業關系網絡積累，在來華外國人群體中，他們生存發展能力較強，加之中東紛亂不已，深受中國繁榮和安定吸引的中東國家穆斯林商人紛紛挈家長住義烏，已經在當地形成了頗具規模的外國穆斯林社區。為了發展外向經濟，義烏當地政府努力給阿拉伯人移民定居和生活提供種種便利，進一步促進了當地外國穆斯林社區的出現與發展。隨著當地外國穆斯林群體擴大，他們已經開始對當地施加文化影響。本來，在義烏乃至整個江南，當地回民婦女已無佩戴頭巾風俗，但在這些中東穆斯林的影響下，某些受雇于外國穆斯林客商的當地回民婦女也戴上了頭巾。照此趨勢潛移默化發展下去，未必不會出現西北、西南一部分穆斯林居民宗教認同壓倒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的局面。由于漢族必須遵守計劃生育規定而少數民族和外國移民無需遵守，當地穆斯林社區人口規模不僅絕對膨脹，而且必將相對擴大，其人口占當地常住人口比例有持續上升趨勢；如果當地穆斯林社區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這種改變的認同未必沒有可能轉化為沖突的實際行動。法國穆斯林移民聚居區屢次發生規模不斷擴大、一旦發生就迅速蔓延的暴力沖突；2005年悉尼本地基督徒與穆斯林移民后裔之間的種族、宗教暴亂；東倫敦穆斯林聚居區有人開始上街“執行”伊斯蘭教法，2013年倫敦、巴黎鬧市街頭先后發生穆斯林移民殘殺軍人事件；等等。所有這一切，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前車之鑒。

廣州的黑人是另外一個已經造成了不容忽視的治安問題的遷入民族群體。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大批非洲黑人聚居到廣州小北路、三元里大道等地區，截至2009年，官方登記的廣州常住的非洲人為2萬多，但由于非法居留者占絕大多數，有估計認為廣州常住非洲黑人人口已達20萬左右，年增長30%～40%。這些隨著對外貿易發展而來的非法居留者對中國法律和執法機關缺乏敬畏，違法行為猖獗。廣州警方網站“廣州金盾網”曾指黑人聚居的礦泉街一帶“以特定地域為特征的吸毒、販毒團伙仍經常盤踞其間，交易其間”。隨著其人數的增長，他們已經出現了公然結伙對抗中國法律和執法機關的苗頭。2009年7月15日，由于兩名非法居留的黑人（其中一人當時還有非法兌換外幣行為）在逃避廣州警方治安檢查時受傷，數百名非洲黑人居然包圍、沖擊礦泉街派出所數小時之久。2012年6月18日，一名黑人因車費糾紛與廣州當地居民打斗，警方接報警后赴現場將雙方帶回礦泉街派出所進一步調查。這名黑人突然昏迷，經搶救無效死亡，上百黑人再次圍攻礦泉街派出所，堵塞道路交通，持石頭磚塊打砸警車和過路車輛車窗，并追打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