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移民群體挑戰東道國社會避險機制在當今中國社會亟待加強

城市外來移民稀釋機制及其被破壞。如前文所述，在逐利動機驅動下的跨國人口流動中，外來移民通常集中于東道國城市；假如東道國國民人數足夠多，而且能夠在農村和城市之間順暢流動，通常能夠有效“稀釋”城市中的外來移民，使之無法占據局部多數，進而抑制移民群體挑戰東道國社會的風險，增強其融入東道國主流社會的傾向。然而，我國現行戶籍制度和對外國人的片面超國民待遇兩者相結合，已經破壞了上述避險機制。我國現行戶籍制度阻礙農村居民移居城市、其他地區居民移居大城市，與此同時，對外資、外國人的全方位超國民待遇則蔚然成風，這種超國民待遇不僅包括社會上多年來嘖有煩言的稅收優惠，更囊括語言文字、購買房地產等眾多方面。在迎接奧運的旗號下，我們不是借機向海外推廣漢語，而是在北京強行推廣的士司機乃至普通居民學英語；主要經濟大國無一例外對外國人購買房地產施加多方面限制，我國則多年未有任何限制，只是單向擴大準許外國人購買房產的區域，直到房價高漲、民怨沸騰的2007年才出臺房地產限外令，但到2009年，北京、廣東等最發達地區就在“反危機”旗號下急不可耐地放寬了限外令。由于上述對外資、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往往是在所謂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旗號下給予的，而我國又有超過1/4的城市提出要建成“國際化大都市”，上述避險機制遭受破壞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潛在風險。

現行戶籍制度和對外資的稅收優惠有其歷史合理性，彼時兩者并不足以造成破壞上述避險機制的風險，因為當時中國貨幣收入水平較低，不足以對外國人形成強大的吸引力，而且國內移民難度低于跨境移民。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受吸引來華淘金，運輸的發達也使得偷渡難度日益降低，加之國內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情況變化使得原來無風險的制度開始形成了風險，要求我們作出相應調整。

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激勵外來移民增長及拒絕融入東道國社會。在勞動力市場上與本土居民競爭時的天然劣勢、在一個不熟悉社會生活的困難壓力，本來也足以有效遏制外來移民的增長，并在無形之中激勵他們盡快融入東道國社會。但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無形屏障，從幾個方面直接間接地激勵了外來移民增長及拒絕與東道國社會融合，二戰以來的西方社會、特別是西歐社會就提供了一個典型的范例。

正是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所謂“發展完善”激勵了獨身、離婚、同性戀、丁克等生活方式，成為二戰之后西方社會上述生活方式從社會邊緣成為“時尚”的最強大推動力量，傳統家庭結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結構加速老齡化。而且，這種現象一旦露出苗頭，就會由于道德風險等原因而加速發展，因為即使在沒有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環境里，無子女者也將從今天父母們的教育投資中獲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將進一步顯著放大他們獲利的規模，從而激勵社會上的這種道德風險，加劇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而在老齡化人口結構下，要想繼續維持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進青壯年移民勞動力一途。這一問題在西歐大國中以德國表現最為突出，英國等其他國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間接制造了引進青壯年移民勞動力的經濟壓力，但同樣是過多過濫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又從幾個方面使得通過引進青壯年移民勞動力消解社會贍養壓力的期望在相當程度上落空：

首先，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減少了外來移民在英國等歐洲國家生存的困難，從而直接激勵了這類移民的增長，特別是激勵了惰性較強而自我奮斗精神較差的移民來分享福利蛋糕。

其次，如果外來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濟，必須勞動謀生，生存壓力將激勵其盡快、盡可能全面地融入東道國社會，這樣才能贏得較多的機會，但如果他們可以指望相當豐厚的福利救濟，這樣做的動力就將大大衰減。特別是如果有許多福利救濟項目是與外來移民身份掛鉤，那么，他們更將具有強大的動力拒絕融入東道國社會，以保持其“外來移民”身份和與此掛鉤的福利救濟。

第三，在有福利救濟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淘氣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況下，外來移民中必然會有某些個人和勢力選擇挑頭鬧事爭取更多福利，以此為自己爭取外來移民群體“領袖”地位。而所有這一切，又必然在歐洲國家內部制造和激化社會矛盾。事實上，上述機制已經在英國和許多西歐國家形成了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

近年來，外來移民、特別是拒絕與東道國社會融合的外來移民增長及其負面沖擊已經在西歐國家引起了相當多的反思。倘若沒有經濟制度方面的相應變革配合，他們的抨擊最終只能淪為空談而無助于解決問題。在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國內消費增長多年滯后于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今日中國，適度恢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消費需求，已經是大勢所趨。但在恢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擴大消費的同時，我們需要全面審視別國經驗教訓，對其副作用給予足夠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