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化來華外國人社會治安沖突的因素。有一系列因素已經或可能提高來華外國人造成社會治安沖突的風險：首要的因素是相當一部分來華外國人屬于沒有穩定工作的跨國流民。無一技之長亦無資本者自不待言，就是來華小商人，其經營波動性也非常大，喪失資本、淪為跨國流民的概率較高。而由于中國在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方面占有突出優勢，相當一部分資本不多的外國人、特別是某些發展中國家國民看中了這個所需資本不多的行業。為此，他們甚至往往采用欺詐性手段騙取中國企業機構的邀請函，獲得商務簽證來到中國后就撕掉自己的身份證件，令中國警方無法遣返他們，無限期地居留中國采辦貨物，通過國際郵遞等渠道發給母國親友，在母國國內市場銷售。喪失產業及其他生活根基的人成為流民，這是歷代中國社會中最不安定、最具有破壞性和爆發力的社會力量。流民與知識分子在政治領袖領導下結成的聯盟是推動中國三千年來社會王朝變更的主要力量，知識分子賦予流民的自發運動以理論、目標、理想、策略，政治領袖則把他們動員和組織起來。因此，流民這個在中國社會中似乎最不算數的階層，在一定條件下卻又是最算數的可怕政治力量。即使在沒有改朝換代的平時，流民中不少人也往往加入黑社會，或是竊賊、盜匪等其他非政治性反社會勢力，對社會治安形成重大威脅，同時又成為政治反對力量籌劃非常之變時可資利用的后備力量。
其次，經過數次來華外國人公然對抗中國法律、圍攻中國執法機關卻沒有遭到相應嚴厲懲處的事件，某些來華外國人很可能已經從中獲得負面激勵，企圖將領頭鬧事作為自己出人頭地的機會。某些國內居民也很可能會不分青紅皂白或明或暗地支持特定來華外國人群體鬧事。這一潛在風險不可低估，尤以穆斯林群體為甚。中國穆斯林群體相當廣泛陷入的誤區是以狹隘的宗教認同壓倒法律、道德和國家外交戰略，國內的漢回居民之間本來雞毛蒜皮的小摩擦動輒引起臨近地區乃至外省回民不分青紅皂白的“聲援”，乃至參與武斗，以至于升級激化不可收拾；在國外發生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爭時，國內也不乏穆斯林極端分子積極聲援國外爭端中的穆斯林一方，更準確地說是極端派別穆斯林一方。無論是“9·11”事件，還是法國、比利時等國穆斯林頭巾之爭，以及2010年初瑞士全民公決禁止繼續修建清真寺宣禮塔之爭，莫不如此。即使是1998年印尼暴力排華事件這樣震動世界的野蠻行為，受害者又是與我國國民血脈相連的華人，國內某些伊斯蘭教網站也公然否認存在這起野蠻事件，聲稱血淋淋的印尼排華事件照片是漢人偽造的黃色照片。在這些國內伊斯蘭教網站上，某些言行已經達到了公然挑戰國家政權和國家政治認同的地步。國內未來倘若發生外國穆斯林與中國居民沖突事件，國內穆斯林極端分子完全有可能不分青紅皂白地積極支持違法犯罪的在華外國穆斯林。
國際經貿中的經濟利益將進一步激勵國內穆斯林極端分子的上述道德風險。在中國對外貿易發展中，一些從事宗教學習的青年滿拉、學有所成的阿訇轉向阿拉伯語培訓或者阿拉伯語翻譯行業，使得阿語翻譯成為流動穆斯林人口中文化程度較高、收入相對豐厚的一個群體。如在浙江義烏，由于該地吸引了大批來自中東、北非、中亞各地的穆斯林商人，越來越多通曉阿拉伯語，宗教信仰、飲食禁忌與國外穆斯林相同的中國穆斯林從四面八方來到這里，或自己開辦公司從事商貿活動，或從事翻譯、文秘、餐飲等服務工作，或從事商品生產和加工工作。以來自寧夏吳忠地區的阿拉伯語翻譯為例，2006年義烏市阿拉伯語翻譯40%左右來自寧夏吳忠，據不完全統計，人數在1000人左右，人均年薪2萬元左右。其中一些翻譯已成為外商公司高級職員，收入更高。還有30多名阿拉伯語翻譯已有自己的外貿公司，或成為企業辦事處負責人，年收入在20萬元以上。2007年底吳忠市評選出的“十佳阿語翻譯”中，5人年收入50萬元以上，5人年收入20萬元以上。吳忠市政府為此專門成立了辦事處，為在義烏的吳忠人提供各種服務。廣州也有大批阿拉伯語翻譯，同樣以寧夏籍穆斯林為多。據調查，截至2005年3月，僅來自寧夏同心和西海固地區的阿拉伯語翻譯人員就不少于200人。為更好地協調和管理阿拉伯語翻譯人員，吳忠市政府專門在廣州設立了翻譯工作站。這些機構和人員對我們發展國際貿易是必要的，但不排除其中有部分人是極端分子，或可能發展成為極端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