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 “移民法則（規律）”或“人口遷移法則”，就是研究者對于在為數眾多的人口遷移運動中所顯現出的規律性現象、趨勢與問題的總結與提煉，是人口研究以及人口遷移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中外學者很早便對人口遷移理論研究投入了極大的熱情與努力，并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其中業已提出的諸多“移民法則（規律）”①。這些“移民法則（規律）”對于人們重新認識世界各地的人口遷移歷史和現實問題，以及預測未來人口變化趨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中外學術界“移民法則”研究成果回顧

中外學術界公認的人口遷移理論創始性成果，是英國統計學家拉文斯坦（Ernest-George Ravenstein）提出的“移民法則”。拉文斯坦根據1881年英國人口普查資料，分別于1885年及1889年在《皇家統計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上發表了兩篇重要論文，論文篇名均為“遷移法則（即移民法則）”（the laws of migration）。

拉文斯坦“遷移法則”的主要內容，后來被學者們總結為“八律”或“七大定律”等②，而根據筆者的梳理，拉文斯坦“法則”主體實際上可以分為十大“律則”：一是移民主體距離法則（距離律）：“通常移民們經過長途跋涉，力求遷往一個規模較大的商業與工業中心城市，而在這一過程中，移民的主體只是移動了一個較短的距離。”（1885：198～199）從空間距離上看，人口遷移是一定數量的人口在遷出地與遷入地之間的移動。這條法則強調空間距離對人口遷移產生的影響，即凈遷移率與遷移的距離成反比，移民的總數隨著遷移距離的延長而遞減，真正最后進入遷入地定居下來的移民，通常只占起初全部遷出移民的少數。導致這種狀況出現的原因相當復雜，既有移民回流的因素，也有遷入地對外來移民的排斥。二是階梯式遷移法則（遞補律）：“當一場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運動發生時，通常會出現移民潮：人們總是涌向擁有巨大吸引力的商業與工業中心。……通常遷移又是呈階梯式地發生：首先是那些生活在這一城市周圍的居民會爭先恐后地搶先進入這個城市。……而這些移民外遷后留下的空隙區域就會由來自更遠地區的人們所占據，就這樣，遷移在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式地形成，一直至日益增長的城市吸引力影響到王國最偏遠的角落。”（1885：198～199）三是移民潮與反向移民潮法則（雙向律）：對于某一特定區域而言，遷出與遷入總是相對進行的。大多數移民過程都是一種雙向運動。“每一次移民潮發生之后，總會有一次反向的、補償性質的移民潮的出現。”（1885：199）盡管兩次移民運動在數量上不一定實現對等。四是城鄉移民差異法則（城鄉律）：“與鄉村居民相比，城鎮居民更少移動性。”（1885：199）即鄉村居民更富有移民的傾向。五是性別選擇法則（性別律）：“婦女們似乎在較短距離的遷移中的數量更占優勢。”（1889：288）即女性移民在短途遷移民數量更多，然而參與較長距離遷移的婦女數量則不及男子。六是經濟因素主導法則（經濟律）：即大多數移民的發生都出于經濟方面的因素。“惡劣的、壓制性的法律條文、沉重的稅務負擔、令人生厭的氣候、無法適應的社會生活氛圍甚至其它強制力……所有這一切已經導致或仍然在促使移民潮的產生，但所有這些因素，都無法與大多數人為改善他們物質生活的強烈欲望所激發出的動力相比擬。”（1889：286）七是經濟發展或技術進步促進法則（技術促進律）：即經濟與交通的發展都會刺激移民的增加。拉文斯坦在文中指出：“過去幾乎在任何地方我都做過比較，我發現交通工具的增加、制造業與商業的發展都會引發移民的增加。”（1889：288）③八是遷入地選擇法則（大城市律）：人口總是朝著大商業與工業中心城市遷移，特別是那些跨越長距離的移民，這種目的特征更為明顯。九是年齡選擇法則（年齡律）：大多數移民是年齡在20至35歲之間的成年人。十是“城市發展與移民法則”：很多大型城鎮的發展主要借助移民的推動，而不是依靠它們自身的增長。④

拉文斯坦提出的“移民法則”，立論于大量的遷移事例統計之上，高度凝練、簡明扼要、內容廣泛，是人口遷移理論開創性及奠基性的成果之一。不得不承認，在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研究者們的大多數成果只是在“拉文斯坦法則”內容基礎上進行了局部的闡發與拓展，很難全面超越拉文斯坦“移民法則”的地位與影響。最有影響的后續成果之一，便是美國學者埃弗雷特·李的發現，他在拉文斯坦“移民法則”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發展，著重于從“遷移定義”、“遷移因素”、“遷移量”、“遷移流向與反流向”、“遷移者特征”等幾個方面，從多個層面對于人口遷移理論進行了更為細致的梳理與闡發。首先，埃弗雷特·李提出導致遷移決定和遷移過程的因素有四個方面：與遷出地有關的因素；與遷入地有關的因素；各種介入障礙；個人因素。其次，他認為遷移量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地理范圍內的差異程度；人群及族群文化差異；跨越介入障礙的難易度；經濟周期性波動；遷移隋性因時衰減性；遷入地狀況差異。其三，埃弗雷特·李同樣強調了遷移民流向與反流向問題。他提出其中值得關注的數種特征：人口遷移大多有特定的流向；每一主要遷移的流向往往伴隨著反流向；流向比率會因遷出地與遷出地正負因素的影響而變化，影響因素包括政治待遇、遷移政策、經濟情況等。其四，遷徙者特征對于遷移的影響問題，如遷徙者的選擇對于遷移的完成至關重要，遷移選擇同樣受到生命周期的影響等。⑤

當然，我們還要看到，人口遷移理論包羅萬象，在眾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近現代人口遷移理論研究迄今為止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卓越成就，并形成了不同取向、諸多流派的人口遷移理論。如新古典主義理論、新遷移經濟學理論、國際移民理論、遷移生態學理論、馬克思主義及新馬克思主義人口遷移理論、人口遷移分析模型、移民文化適應理論等等。⑥不難發現，中外學者在人口遷移理論的研究實踐中，出現了兩種主要不同的探索路徑：一種是以拉文斯坦、埃弗雷特·李等人為代表的移民規律（或法則）性的總結工作。其可貴之處，在于其立足于豐富的實證資料與移民客觀事實的統計分析、梳理與總結，著眼于用長時段的視野來總結與反思人口遷徙運動發展與變化規律；另一種路徑便是以美國學者W·A·劉易斯（Lewis）為代表的移民理論研究者，他們更多地從經濟學背景出發，將人口遷移作為一種經濟行為，并為之構建出一種又一種獨特的所謂分析“假說”、“范式”或“模型”，以用于現實社會中移民問題的分析與討論⑦。本文著重探究前一種類型（即“法則型”）研究成果的價值及其社會應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