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庫”概念，是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黨和政府不斷堅持和發展的“決策咨詢制度”的進一步提升和完善。智庫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在當代社會，智庫對公共政策決策的影響越來越大，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決策的滲透越來越深，智庫的社會地位也隨之不斷上升。一個國家的社會治理面對的問題越復雜，對智庫的需求和依賴程度也就越高。為此，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成為了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助力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課題。

現代智庫的興起

智庫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西方學術界將1884年成立的英國費邊社、1907年成立的美國羅素·塞奇基金會、1908年成立的德國漢堡經濟研究所分別認定為英國、美國、德國最早的智庫。學者們一般把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的前身）視為現代智庫的起源，認為它是第一個專門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獨立組織。蘭德公司則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智庫機構。其實，20世紀初期是智庫發展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的政策研究機構，包括1910年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1919年的胡佛研究所、1921年的對外關系委員會以及1927年的布魯金斯學會。

一般認為，促使世界各國各類智庫大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決策的民主化和權力的知識化。具體可歸納為：第一，智庫是人類處理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的需要；第二，智庫是政府決策科學化的需要；第三，智庫是政府維護政治統治和社會秩序的需要；第四，智庫是信息化社會發展的產物；第五，智庫是科技進步推動的結果。

此外，智庫的存在和發展需要幾個條件：一是教育發達，可以提供智庫所需人才；二是思想、媒體開放，信息公開、透明；三是政黨博弈、政權更替采用和平方式，不在位的智能人才可以擁有另一種生存狀態；四是各階層人士知曉科學決策的復雜性和專業性，愿意使用“外腦”來處理某些問題；五是社會相關法制健全，可以保障智庫的正當收益得以實現。從世界范圍來看，智庫大致經歷了一個從服務軍事戰略到參與國際關系研究與外交決策，再到提供綜合性研究服務的發展過程。

“智庫（Think Tank）”一詞最早出現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戰爭的需要，研究機構中大批專業技術人員參與到政府決策中，政府愈發認識到了工程師、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統計學家等技術專家的知識和技術對政府決策的巨大助益。在此背景下，政府與智庫簽訂合同，政府為智庫提供大部分資金支持，智庫在接受這些資金支持的同時，要幫助政府解決現實問題。在這一背景下，智庫得到了快速發展。如1948年出現的蘭德公司，起初只是道格拉斯飛機公司的一個附屬部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為一家獨立的非營利性智庫，政府為其提供資金，而蘭德公司為政府提供戰略性的決策分析。“蘭德（Rand）”的名稱就是英文研究與發展（research and develpoment）兩個詞的縮寫。盡管政府依賴智庫為其提供的專業知識，但政府同時也希望智庫堅持自己的獨立性，遵守嚴格的社會科學研究慣例。

到了20世紀60年代，社會問題變得更為復雜，政府決策對技術專家的依賴日益加重，智庫的發展進入了繁榮時期。在這一時期，比較活躍的智庫有“美國企業研究所”“胡佛研究所”“美國傳統基金會”“當代研究所”“自由之家”“哈德森研究所”以及“教育事務研究所”等。智庫擁有強大的專業資源，能夠專注地進行中長期戰略研究，這是疲于應付日常大量文案工作的政府部門所缺少的。技術專家趁此時機進一步擴大在政府決策中的影響力，到肯尼迪、約翰遜總統時期，這一智庫發展趨勢演化成了“技術專家治國”的局面。智庫常常提出一些觀點或者專家意見，形成推動解決公共問題的政策方案。在智庫的推動下，“偉大社會”“向貧窮開戰”等社會運動紛紛開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