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智庫建設中的問題及其應對

智庫建設過程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

定位不清晰，欠缺獨立性。我國現有智庫大部分是受政府資助的事業單位，智庫的運作具有很強的“官本位”色彩。政策咨詢服務往往向官方智庫傾斜，民間智庫很難進入政府的決策咨詢領域。此外，存在智力依附的問題。目前對決策咨詢的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相對西方國家形成了智力依附，按照人家思路去思考。一方面，由于西方已經建立起了話語霸權，很容易在思維方式上被這種話語霸權所格式化；另一方面，知識分子不甘于處于邊緣地位，想擠進中心，其途徑就是為國家當局提供智力服務。在此過程中，知識分子很可能就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不是針對自己國家的獨立性，而是針對中心國的獨立性。

管理體制不健全。沒有在制度層面上給決策咨詢以準確定位，把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廣泛聽取專家及社會各界意見落實下來。

能力欠缺。很多研究課題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質量、能力、水平、深度、前瞻性有待提升。智庫服務被動，缺乏自主性、前瞻性。缺乏智庫品牌和“拳頭產品”。

溝通渠道不暢通。有些智庫與政府需求沒有有效銜接，咨詢服務市場不發達，決策者與專家的信息不對稱。

配套機制不完善，經費欠缺。依托學科的地位不明、職能不硬以及生存不易。

影響力不足。與國際著名智庫相比，我國智庫在貢獻新思想、提供有創造性的政策方案方面還有很大的差距，國際化程度也不夠。

解決問題的建議

建立、完善決策咨詢的體制、機制。對政府的決策起到監督和咨詢作用，需要建立健全準確的信息系統、權威卓越的專家系統、快速便捷的反饋系統、公正有效的監督評估系統。

理順決策者和決策咨詢機構的關系。領導是決策的主體，承擔著責任，需要有對意見的識見能力。專家則要保持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充當參謀和智囊的作用，既要幫忙又不能添亂；既要解決問題又不能越位；既要有正面加深的提議，也要能夠用合理的方式提出參考意見。

政府要轉移出部分職能，發揮社團的服務咨詢功能，在政府和社會公眾的利益之間找到邊界。從政府管理部門分離出一些職能由行業協會或學術社團承擔，如政策研究、決策咨詢、數據統計、市場監管、評估、獎勵與處罰等。明確職責、權力和義務，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鼓勵社會公民參與決策過程，使一些有條件和資質的社團組織更多地發揮“智庫”的功能，集中優勢，統籌資源，整合多家社團組織的學科優勢和合作資源，主動參與和推動有關城市治理、國家治理和創新發展等重大問題的研討，打造多學科支撐的高層次的決策咨詢的品牌。

對掛靠在政府部門下的事業單位性質的政策研究機構加以改革。這些機構隸屬于政府部門，相對來說難以獨立于這些部門利益進行研究，或者當其研究的觀點與所屬部門的利益不匹配時難以公開發表。而且，這些事業單位大都由于政府撥款有限，日常運行面臨經費短缺的困難，它們一方面在體制之內運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場化的方式來承接一些咨詢項目，等等，這樣實際上削弱了這些機構對重大政策問題的研究能力。對這些機構的改革可以通過分流的方式進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納入政府部門，加強政府內部政策研究能力。一些有條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機構可以與政府脫鉤。政府應當對這類機構在一定的年限內保持部分資金支持，使其逐漸孵化成為相對獨立的智庫。

對有條件的高校內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進行改造。鼓勵它們借鑒國內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等），重新梳理與大學的關系，提高研究機構的自主性，爭取社會各方資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學的一流智庫。

扶持一些基礎好、有潛力的社團組織和民間智庫。經過實踐檢驗，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來的社團組織和民間智庫具備了高速發展的潛力和希望。通過對社會上的智庫進行篩選和招標的方式，讓這些優秀的民間智庫涌現出來，對其給予免稅和其他優惠條件的支持，鼓勵它們形成特色，成為中國智庫發展的生力軍。

培養智庫人才。我國正在開展智庫建設，但是，智庫人才卻是一個瓶頸。智庫是在社會治理科學化的過程中生成的，是在公共政策成為基本的社會治理工具的條件下產生的獨立于政府而開展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的非營利性學術機構。智庫建設以及智庫的研究成果對于公共部門的決策有著直接而廣泛的影響，也使政策執行實現了科學化。我國經歷了改革開放和社會治理科學化運動，正在把智庫建設作為公共政策科學化的新的切入點。智庫需要擁有專門的研究人才。智庫所需要的研究人才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也不是社會科學家，而是專門的公共政策技術人才。目前我國沒有專門培養智庫人才的機構，而智庫發展又迫切需要這類人才。這就要求中國的高等教育需要承擔起為智庫發展培養人才的任務。中國的智庫發展不是要造就一批“出點子”的“師爺”，而是應當培養出能夠運用科學方法開展政策分析的專門人才，以適應智庫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