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處理對外關系之構思與部署，經歷了開國時“孤立主義”的閉關自守、19世紀初的門羅主義、二戰后的霸權布局的演變過程。在這一縱深發展的背后，是美國對自己國力雄厚的自信心。美國21世紀的戰略布局正在摸索階段，反恐機制、應付歐佩克對石油市價之壟斷、群力環保、世界扶貧工程等四項是其當務之急，但由于美國對中國的恐懼與日俱深，其未來的戰略布局將仍以防范中國為主干。其原因乃在美國的外交導向過分受到國際關系學科中實力派的影響。實力派引用歷史實例為依據，指出凡是崛起的新興強權一定會與當前第一強權爭奪霸主地位。但是，實力派所引用之先例全是第一次崛起的“暴發戶”。而中國第一次崛起早在713～1820年之間一千多年，目前是中國第二次崛起，是復興而非“暴發戶”之行列可比。本文還引用了三個“標示”以證明中國目前之再起絕對不會導致與美國爭奪霸主地位。美國未來全球布局，不應以“中國威脅論”作其大前提。

【關鍵詞】區域布局  全球布局  獨立主義  門羅主義  戰略邊陲

【中圖分類號】 D815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2.001

導言

美國立國之初選擇了閉關自守，談不上任何全球布局的構想，等它走出這個孤立主義的陰影，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而真正開始有全球布局，則是在二戰結束以后的事。這其中的淵源須稍作交代。

美國最初與外界隔絕的選擇，可由華盛頓總統的惜別贈言（Farewell Address）窺得其依據。這篇演講的主要叮囑是：美國在自身謀求和平之同時，須切忌干預（境外）他國事務，尤不可與任何國家或集團締結永久同盟關系。所以，美國在一度與法國在1778年聯盟之后，下一次與其他國家締結同盟關系是171年之后的北大西洋公約。這種美式孤立主義，其實并非出于消極心理，因為它到19世紀初（1823年）已演變成了很積極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發生這一演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要防止歐洲國家插手西半球、影響美國在本地區“唯我獨尊”的地位。回顧歷史，我們可將門羅主義看作是美國一個早期的區域性布局。這種看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美國在二戰后的全球布局是門羅主義從美洲推向全球的一種自然延伸。在門羅主義（甚至以前的孤立主義）和二戰后美國全球霸權擴展之間，有一個隱蔽而關鍵的共同點，那就是美國對自己強大之國力有堅不可破的信心。正因為如此，美國才認為自己退可以閉關自守、進可以執行門羅主義。而等到二戰結束美國承襲了英帝的霸主光環，這股自信心就成為美國領導全世界的精神支柱。因為二戰后要對抗斯大林共產集團的挑戰，所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美國領導之下應運而生。值此，美國即從19世紀獨霸美洲地區的共主演變成20世紀中葉以后的全球霸主。但與英國帝國主義傲霸全球不同的是，美國沒有像后者那樣熱衷建立一個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國。這可說是美國比英帝高明之處：它不建立殖民帝國，但卻能制定世界博弈規則，讓全世界隨它的音樂起舞。

另外，有鑒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專制獨裁的敵人（法西斯與納粹政權）發起的侵略戰爭，所以作為霸主的美國必須領導一個揭橥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方能確保長期和平與穩定。因此，在布局上，二戰后的美國除了要領導反共之艱巨重擔外，還兼任了自己認為是推動民主、自由的一個夙夜匪懈之義勇軍，甚至還充當世界警察。

美國全球布局的由來

美國二戰后的霸權布局，有政治（包括軍事）與經濟的兩方面。先談它在政治上的布局。

要了解美國在政治上的布局，須先知道羅斯福總統的“邊陲戰略”（Rimland Strategy）。由于在二戰期間斯大林所領導的蘇聯已蠶食鯨吞了東歐一大片，其勢力擴張氣焰已咄咄逼人。在二戰尾聲之際，羅斯福總統目睹歐亞兩洲法西斯與納粹勢力俱已垂臨敗亡，而英國勢力雖然已執世界牛耳一個多世紀，但在二戰中已消損疲憊殆盡，所以認定戰后國際秩序之領導非美國莫屬。他在籌劃戰后秩序之布局時，深信未來對世界的威脅定必是來自邱吉爾稱之為“鐵幕”的共產蘇聯極權集團。因而采用由權威地緣政治學家斯必克曼（Nicholas Spykman）教授首創之“邊陲戰略”理論①。該地緣政治理論將西歐與東亞核心的中國定位為美國必須盡全力爭取與籠絡的東西兩個戰略邊陲（rimland），用以幫助美國圍堵地跨歐亞兩洲的心臟強權——蘇聯——與其附庸。

此后在歐洲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是這個理論下的產物。其責任與功能乃在鞏固西歐的邊陲，以對付來自蘇聯共產集團的威脅。而戰后東亞的中國，除了是戰敗日本有功勞的盟邦以外，也是美國必須扶持的另一戰略邊陲。其重要性是雙重的：既可以幫助從東邊抵制心臟強權蘇聯，又可看住戰敗后的日本，防其蠢動。也因為如此，中國必須以戰勝國身份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這樣的安排，可說刻畫出了美國準備負起戰后霸主責任的一個在地緣政治上布局的輪廓。可是沒有想到，4年以后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替代了其原先盟友蔣介石政府。這個轉變打亂了羅斯福總統對戰后國際秩序在地緣政治上布局的亞洲部分。雖然解放前的中國被美國定位為其東亞邊陲，但新中國則因被華盛頓誤判為蘇聯共產集團的延伸，而在美國戰略地圖上消失了30年。以下，我們還須對美國在經濟上的布局作一個交代。俾使我們對美國戰后布局的政、經兩部分有一個全貌的認識。

二戰后國際金融治理體系創立之理論基礎與美國的布局

美國對戰后布局的另一部分是創立戰后金融治理體系。這其中牽涉到實際考慮與對歷史的檢討，也有其理論的基礎與用意。先談實際考慮與對歷史檢討之部分。

在二戰之前，世界上并沒有國際多邊金融治理體系，因為那時的國際關系主要是雙邊關系。同時，很多西方國家都有殖民地，連美國在打贏1898年與西班牙的戰爭后也取得了菲律賓群島作為它的殖民地。國際投資一類的金融關系多半是宗主國在殖民地進行的縱向經濟活動。而一個宗主國與另一宗主國之間的橫向投資，雖然是有，但其發生的頻率與金額均微不足道。在英帝的運作下，英國的國家銀行實際上行使了相當于世界銀行的功能。

自工業大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史上的相關理論，可以說主要表現為保護主義（即關起國門抗拒外來產品）和自由貿易（即呼吁各國均須開門接納外來產品）兩派的抗衡②。

國際上有關經濟（包括金融）秩序的變動——譬如由雙邊到多邊、由區域性變為全球性、由依靠一個霸主的保證到以多邊條約為基礎而形成制度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止后第二次大戰爆發前的兩件大事有密切關系。其一是希特勒納粹勢力的崛起，其二是20世紀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

這兩件大事有其密切相連的關系。第一次大戰結束后，法國與英國堅持要求在巴黎和約中規定戰敗的德國必須付出巨額賠償。由于巨大的賠償負擔，德國經濟很快被拖到絕境。為了履行對英法的賠款義務，德國每年必須向美國華爾街的金主作大量的借貸。而英、法兩國也須依靠來自德國的賠款才有錢以分期付款方式對華爾街償還它們在戰時的貸款。這樣的循環流程由于1929年華爾街股票市場發生空前崩潰遽而中斷。其導致的后果是，德國借貸來源斷絕，因而付不出對英法的賠償。英法也因此無法對華爾街繼續償還它們戰時借貸的分期付款。這更加深了華爾街資本短缺窘境，導致本來就受損于股票市場崩潰而特顯疲軟的美國經濟更是雪上加霜。美國國會為了挽救此嚴重經濟拮據，在1930年制訂了《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給美國豎立了一道嚴密的保護主義壁壘。孰知歐洲各國為了自救，也學樣紛紛設立了保護主義關卡。這一串連環行動終于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在德國經濟崩潰絕望之余，希特勒登高一呼，以必須力挽狂瀾改變現狀作為競選號召，他的納粹黨遂被選為德國國會的多數黨。希特勒于1933年被任命德國總理，6年后的1939年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兩件大事給世界各國政府敲響了警鐘。它們意識到，原來世界各國經濟是休戚相關的。無論是華爾街股市崩潰，或是德國經濟被拖垮，都會波及全球經濟。如一個國家樹立保護主義關卡，就會刺激其他國家回以相應的關卡，遂而導致全球災害。這種覺悟與共識，為未來建立一個嶄新的國際秩序奠定了理論基礎。二戰結束后，戰勝國不但不再要求戰敗國支付賠款，而且為了確保國際經濟不再受累于保護主義的困擾，他們在美國領導下制訂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制度——1995年被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

另外，自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后，人們得到一個啟示，即國際社會需要一個機構來維護國際貨幣穩定性與兌換之規律，并且可以兼作一個最終應急貸款之援手（lender of last resort）。其功能是在所有國家普遍發生資金短缺時，可以注入緊急資金，使國際經濟由惡性循環變成良性循環。在此共識之下，美國在布雷頓森林召開會議，塑建了一個“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這個體系包括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其中IMF的設立，主要是為了防止世界經濟大蕭條悲劇的重演③。

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加起來，就構成了二戰后新的國際經濟體系。這個體系的精神是反對保護主義而鼓勵開放式自由市場。其理論基礎，英文叫economictheory of peace，中文可譯成開放經濟的和平理論。這個理論可以用日本1941年炸珍珠港一事來作比喻的例證。日本是一個毫無天然資源的國家，這也是它發動對東亞侵略戰爭的一個重要借口，而為了維持其對東亞的侵略戰爭，需要持續有戰略物資的支援。當時的東印度群島（即今日的印尼）擁有日本急需的資源（譬如石油），但因美國那時坐鎮菲律賓，正好擋住去路。1941年珍珠港事變之發生，正是日本企圖以轟炸珍珠港來逼使美國由菲律賓撤退的一次冒險。抽象一點來說，如果世界上有自由市場讓日本可以取得它所缺乏的天然資源，它就不須靠戰爭手段來取得，而且絕對比發動戰爭更為輕便，也不必付出那樣高昂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