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口傳導機制差異分析
巴西和韓國在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傳導機制差異使得兩國出現不同成長路徑。巴西存在傳導機制的某種阻隔，影響了出口的效用發揮，也限制了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使得增長與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被割裂，降低了經濟增長的效率和速度。這種阻隔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產業結構和經濟體制的傳導缺陷，無法為經濟增長的質量改進提供必要的環境。
（一）“出口-產業-增長”傳導機制對比
在本文考察期中，巴西和韓國的產業政策可以被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為1962至1974年：巴西和韓國的出口均以低科技附加值的產品為主，但韓國已經開始醞釀其產業轉型，巴西的產業結構卻幾乎沒有太大的改變。
第二個時期為1974至1992年：兩國均大力發展中高科技產品的出口，但韓國集中優勢產業，巴西則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分散化地鼓勵企業發展不同種類的中高科技產品。
第三個時期則是1992年至今：韓國的高科技產業轉型完成，人均GDP超越巴西，并脫離中等收入陷阱，巴西的產業升級和改革沒有完成，整體經濟復雜性較之90年代反而下降。
巴西和韓國不同的產業政策效應產生兩方面的直接影響。一方面是使得兩國技術水平差距加大。以專利數量來衡量兩國技術差距，據統計，從1984年起，韓國的專利數量開始超越巴西，并大幅增長。另一方面則使得兩國的經濟結構出現分化。巴西在開放市場依據比較優勢原則主要出口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進口資本品、中間產品和消費品。這樣的貿易結構在客觀上也促成了相對固態化的產業分布，使其在全球生產中經濟收益水平相對較低，制造業規模擴張的同時，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卻呈現整體下降趨勢。與之不同，韓國則在國際競爭下，出現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較快成長。截至2015年，巴西的三次產業占比分別為9.1%、35.6%（制造業為23.6%）和56.3%，而韓國則依次為12.7%、34.0%（制造業為24.5%）和53.3%。同期，巴西的制造業人均產值為586.3美元，僅為韓國（2265.3美元）的25.9%。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兩國產業結構和經濟政策很好地驗證了出口復雜度、產業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20世紀60年代，巴西和韓國的人均GDP和經濟發展均處于相似水平。在隨后的發展中，韓國結合國際競爭的需要，及時出臺必要的產業政策，促使動態產業競爭優勢持續擴大。通過不斷提高產品復雜度、著力生產和出口科技導向型產品，出口成為韓國經濟增長較為穩定的動力來源，最終促使其超越了以大宗產品出口為主導的巴西，并脫離了中等收入陷阱。
就巴西而言，在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出口曾直接或間接促進其制造業成長。但在新型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下，由于缺乏恰當的產業政策糾偏，巴西制造業依據比較優勢原則向資源加工業和出口加工裝配業傾斜，而封閉經濟下因規模約束和競爭不足而相對脆弱的一些民族工業部門，因受到開放市場中的激烈全球競爭而被迫退出。上述兩種合力使得巴西的工業布局發生變化，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去制造業化”，［1］在進口替代時期形成的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遭到破壞。在這樣的背景下，巴西制造能力、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相對落后，出口復雜度不斷下降，這影響了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使出口擴張的數量邊際受到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出口數量向經濟增長的傳導。同時，受自身產業結構約束，巴西國際分工地位相對固化，經濟和產業升級受到制約，經濟增長潛力有限。由此，巴西經濟增長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加，增長的波動性增大，使得人均收入無法保持前期相對的穩定增長，“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