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結論與啟示
維克托·布爾默-托馬斯在《獨立以來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一書中提及的“產品的機遇性”對拉美經濟有著很大影響，當其與恰當的出口導向機制和經濟政策融合默契時，經濟成功；而當三大因素之間矛盾激化時，經濟出現問題。巴西和韓國在進入現代化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再次驗證了這一機理。可以看到，在相似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出口與韓國經濟形成了良性互動，形成了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促使其較快成長為高收入國家。然而，出口對巴西經濟增長的“數量引擎”作用不足，“質量制擎”效應突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三大因素之間的不適應引發的。上述效應加之巴西的社會結構與政策體系，外需、內需和經濟增長之間傳導不良，就使得其出現了低增長與波動加大的復合結果，導致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長期膠著于固定區間，“中等收入陷阱”最終由偶然轉為必然。
需要強調的是，在發展中世界，較快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韓國屬于典型個例，而類似巴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當前，如何及早進入高收入階段也是中國面臨的首要目標之一。而本文對巴西和韓國在中等收入階段經驗與教訓的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如下啟示。
啟示一：出口與產業之間的良性互動是形成高質量經濟增長的前提，實現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撐，須對產業結構和出口技術含量不斷升級。相較于韓國通過市場與政策有機結合確保產業動態升級的模式，巴西出口對初級產品始終有較高依賴度，導致出口對經濟增長質量改進的不利影響。對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結合國內外資源和競爭環境的變化，對出口結構加以調整，降低商品的集中度，規避單一出口結構系統性風險的影響；在條件允許時，更應該通過政策干預，打破初級產品出口的產銷循環和利益鏈條，促進出口結構升級，提高出口的經濟效益和效率。
啟示二：在外向型發展模式下，為了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在最大化出口對經濟刺激作用的同時，應建立暢通的“外需-內需”傳導機制，從而形成有效的經濟聯動增長。在開放經濟中，外需與內需都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二者之間存在有機關聯。通過“收入-消費”效應將外需帶來的經濟增長轉化為內生動力，將有助于擴大外需的積極影響，消除其外部風險有可能帶來的弊端。
啟示三：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不會自發解決結構性缺陷，應配合以適當的經濟與社會政策進行糾偏。在經濟體系內，出口對經濟形成直接推力，通過市場的自由配置就可以促進一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實現比較優勢，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是，出口也將外部變動導入國內經濟中，增強了國民經濟對比較優勢產品的依賴性，使得一國更易受世界經濟周期的影響。在社會體系內，出口是外生變量，通過傳導機制對社會指標產生影響，只能對“發展”形成間接推力，不但無法直接消除或解決業已存在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反而有可能激化原有問題。
啟示四：規避中等收入階段矛盾激化，應當適時進行調整與轉型。從韓國和巴西的增長實踐可以看到，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初期，發展中國家經濟仍然保持較高速的增長，但這一持續增長期有限。直至1981年才關閉的良性發展“窗口期”內，巴西并未及時進行換擋升級的適應性調整，而是在經濟增長受到抑制后才被迫轉型。轉型延遲使巴西錯過了70、80年代國際產業大轉移帶來的有利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經濟發展開始落后于韓國，也一直未能從中等收入國家躍升至發達國家。而今，巴西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出口和增長的不適應，應當結合國際市場環境，適時調整發展模式，以避免矛盾激化造成的經濟損耗。
（作者：岳云霞，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史沛然，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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