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慶：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5，人均GDP排名第9。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均排名靠前（分別位列第8、第2），但分配公平度排名相對靠后（位列第13）。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個二級指標，發現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排名相對靠后（分別位列第14、第13）。為此，對于肇慶市，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努力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梅州：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6。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具有較高的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分別位列第1、第3），但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9）。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發現該市城鄉低保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高。為此，對于梅州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廣州：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7。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排名較高（均位列第6），但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5）。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個二級指標，發現該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和收入水平公平度排名均相對靠后。為此，對于廣州市，采取積極的措施努力縮小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陽江：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8。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相對靠前（分別位列第5、第9），但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7）。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發現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后主要與城鄉低保人數占比較高有關。為此，對于陽江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東莞：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9。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1），但該市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分別位列第18、第16）。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個二級指標，發現其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排名靠后（位列第16）。為此，對于東莞市，進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潮州：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0。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居中（位列第10），分配公平度排名相對較高（位列第7），但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9）。為此，對于潮州市，進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清遠：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1。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分別靠前及居中（分別位列第8、第11），但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6）。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發現該市城鄉低保人數占總人數比重較高。為此，對于清遠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揭陽：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2。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分配公平度排名居中（位列第10），但底線公平度、機會公平度排名均中等靠后（分別位列第12、第17）。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下的二級指標，發現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相對靠后主要與其城鄉低保人數占總人數比重較高有關。為此，對于揭陽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進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河源：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3。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5），機會公平度排名居中（位列第10），但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20）。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發現該市城鄉低保人數占總人數比重較高。為此，對于河源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汕頭：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4，人均GDP排名第13，屬于經濟社會公平度和人均GDP排名均相對靠后且差異較小的地市。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相對居中（位列第11），但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中等靠后（分別位列第14、第12）。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個二級指標，發現其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和收入水平公平度排名均相對靠后（分別位列第14、第13）。為此，對于汕頭市，進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采取積極的措施促進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縮小，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韶關：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5，人均GDP排名第11，屬于經濟社會公平度和人均GDP排名均相對靠后且差異相對較小的地市。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4），但其底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相對靠后（均位列第14）。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下的五個二級指標，發現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后主要與其城鄉低保人數占總人數比重較高有關；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主要與該市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收入水平公平度排名靠后有關（分別位列第15、第19）。為此，對于韶關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采取積極的措施促進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縮小，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中山：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6。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2），但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分別位列第15、第18）。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個二級指標，發現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排名均靠后（分別位列第16、第19）。為此，對于中山市，進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采取積極的措施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珠海：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7，人均GDP排名第2。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相對靠前（分別位列第4、第9），但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位列第19）。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個二級指標，發現該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收入水平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分別位列第20、第18、第14）。為此，對于珠海市，采取積極的措施努力縮小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汕尾：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8。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2），但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后（分別位列第18、第20）。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發現該市城鄉低保人數占總人數比重較高，且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公平度排名較低。為此，對于汕尾市，進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以及努力縮小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佛山：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19。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靠前（位列第3），但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分別排名相對中等及靠后（分別位列第11、第20）。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個二級指標，發現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和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排名均靠后。為此，對于佛山市，進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惠州：經濟社會公平度在20地市中位列第20。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排名相對靠前（位列第9），但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分別位列第13、第17）。通過進一步分析分配公平度下的三個二級指標，發現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收入水平公平度排名均靠后（分別位列第15、第17、第16）。為此，對于惠州市，進一步提高中等教育完成率，采取積極的措施努力縮小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可能產生的誤差及后續可開展的研究說明

各地市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測評結果可能和人們對廣東各地市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直觀印象存在一些偏差，不乏一些經濟水平相對靠前的地市，在測評結果中排名相對靠后。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各地市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造成。因此，對于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市，相互之間在經濟社會公平度方面并不完全具有絕對的可比性。

數據可得性帶來的限制。本次測評在六個二級指標的指標數據選取方面，主要以數據的可獲取性為導向，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標數據對于指標的準確反映水平，因此測評得到的結果與各地市的實際情況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難免。

比如，人們的機會公平，除了體現在教育方面之外，也體現在就業、職業培訓、健康養老等多個方面，因此單純以教育方面的公平來反映機會公平，難免會出現一定的偏誤。再比如，就像我們在前面的指標選取說明之處所述，底線公平，主要反映的一個方面是人們衣食住用等基本生活情況的公平程度，城鄉居民之間的消費水平狀況，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此給予呈現，但是諸如行業之間、不同年齡段人口之間的消費差異情況，以及人們相互之間基本的生活消費支出結構差異等，都對底線公平有一定的解釋。然而限于數據可得性上的困難，我們并沒有將這些方面的數據統一放到衡量底線公平的指標中，而是僅僅以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異以及低保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兩個數據，對底線公平進行了近似的衡量和反映。

更為深入的實地調研有助于對測評結果進行補充和修正。除了數據的可得性會給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指標數據的選擇帶來限制之外，現實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地市，有其自身不同的發展特色、發展重點和難點，因此評價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指標體系應盡量避免千篇一律。在本次測評的基礎上，若能就相關問題在20地市廣泛開展實地調研，不僅有利于準確把握各地市所處的實際發展階段，而且有助于根據各地市發展重點等，針對不同地市設計不同的指標權重，進而對測評的結果進行修正和補充。

如若可以獲取更為詳實的各地市經濟社會發展數據，將能夠在構建經濟社會公平度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之基礎上，從實證的層面更深一步地探索究竟還有哪些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因素，會促進或限制廣東20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提升。比如，如果我們能夠獲取到關于20地市近十年有關經濟發展、宏觀調控、產業轉型、城鄉社保、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等方面較為全面的相關數據，那么可以通過構建相應的面板數據模型，在測算出20地市十年來經濟社會公平度得分的基礎上，進一步通過應用相關的統計分析軟件，開展計量分析，進而找尋出可能影響20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財政、金融、基礎設施構建等方面的深層次的因素。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以此為基礎，應用趨勢分析等實證方法，對20地市今后經濟社會公平度的變動情況進行研判。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趙紫燕】